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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新时代广场招商局大楼，大堂的墙上挂着中国文化特色的字画，楼上分散着招商局旗下数个商业味十足的现代企业。大楼电梯里，黄皮肤的中国面孔和白皮肤的欧美面孔常常混在一起。
这座楼曾经的“主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和这座大楼一样，“双重性”总是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地在其身上显现。
他坐在记者对面，指间夹着“万宝路”烟，喝着铁观音茶；普通话极标准，又总是很难控制地奔出地道的英语。作为刚刚离任的招商局董事长，他是贴着国有标签的成功企业家，同时又是对问题追究根本敢于说话、具有精英知识分子强烈责任感的人。在生活中，他是一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喜欢下围棋，品茶、品酒到了入口能辨真伪的地步。
“有的人提醒我注意场合，不要那么尖锐，我还特意把特别敏感尖锐的事藏起来不讲了。”秦晓认为他发表意见和看法时并不尖锐。
辞任招商局董事长之后，秦晓有了新的关注点——博源基金，该基金致力于经济研究和社会转型方向研究。其中，社会转型研究主要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问题追究和寻求解决方案。
秦晓的谈话中喜欢提到精英和责任两个字，这位年轻时到内蒙古插队，55岁拿下英国剑桥经济学博士、带着强烈的中国印记和西方印记的国企掌门人、学者，将自己定位为“体制内和准体制内的改革派”。
经济观察报：在7月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你谈到“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应有序地、公平地将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作为国企的掌门人带着上述观点如何经营企业？
秦晓：人是契约人，人还是一个社会人，具有社会人的属性。人要分清角色，当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的时候，我要尽量去把这家企业做好，做成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时我必须站在一个企业的立场去考虑。
当我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对社会发表意见。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就是公众发表意见的事务，如果公共事务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公众不去发表意见的话，这个社会不是最好的状态。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的资产以怎样的方式分散给民众算是合理的安排？
秦晓：国有企业无非是计划经济的遗产，现在都整合得不错了，资产质量也很好，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今后慢慢地退出，可以交给社保，把这些财富公平、有效、有序的方式去分散给民众。
经济观察报：民企抱怨“国进民退”的声音近几年来较为强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秦晓：作为国企的经营者，他受权的角度都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在他的经营中是不存在“国进民退”的。如果作为学者或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认为我们要关注民营企业，宪法里都讲了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
有的地方是越位的，有的地方是缺位的，越位的地方退出来，缺位的地方补上去，这不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吗？
高房价药方：税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高房价一直困扰着大众百姓，在近期的强力调控政策之下仍居高不下，你认为根源在哪里？
秦晓：造成高房价是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税收问题，当时1993年分税制之后，地方事权不断增加，财权没有改变，所以地方依赖土地收入，这是它必然的出路。2009年全国完成税收收入6.3万亿元，其中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1.8万亿元。造成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这是一个根子。它要拿这个吃饭的，必须要靠土地收入来维持财政。这样下去土地贵了，房价就便宜不了。第二个原因是流动性过剩，去年将近9.7万亿元的银行贷款，M2增长了28%，资产价格被过剩流动性冲击。
经济观察报：为了抑制高房价，国家相继出台了强力限制政策，最近各地又相继推出“限购令”，你对这些限制手段如何看待？
秦晓：我觉得应该去治这个根，不应该去做很多行政上的干预、限制，行政上干预大家买房子可能有违宪的嫌疑。如果是劳动合法所得，你为什么不许我买呢？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治根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如何下手？
秦晓：要从税制上改革，要从农民手里拿到的地拍卖后尽量将盈余返还给农民，不许用于财政其他方面，比如作为一项专项基金。这样可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改善农民生活，也可以增加农民购买力，还农民一个公平。作为公益的可以征收，如是作为商业的拍卖给开发商盖房子了，农民没有得到是不合理的。
开发商进来以后有大量的税费，据我统计，开发商盈利的额度与政府拿走的各种税费是1：1，这钱去建廉租房，也不要去补财政，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那时候谁卖出地王，大家都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地王最后都变成了廉租房了。
人民币升值前提：要素价格市场化
经济观察报：人民币近期升值步伐加快，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在加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秦晓：每当全球经济有比较大的衰退时，一开始大家在应对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到衰退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定有一个国家或新经济体率先复苏。这次也是一样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率先复苏。
欧美复苏得慢，财政政策已经用到头了，关于主权债务问题如赤字比例、债务比例都超过了很大比例，这样美国就陷入两难，不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过不了这一关，但是约束条件已经使他们没有力量去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货币政策由于零利率也没什么潜力了。
美国就开始找别人的问题——“汇率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不好的是把它政治化，它是个政治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但你不能“政治化”，这样就把问题的性质变了。
经济观察报：中美经济失衡是否与人民币低估有关，人民币升值后是否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秦晓：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汇率政策的变化不能解决美国问题。简单来说，中国的产品卖不到美国去，美国也不会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大大高于中国汇率被高估的差距。这个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变得政治化了，比较麻烦，而且是全球性的。
反过来中国是不是应该有序地推进汇率改革呢？我觉得是应该的。先不谈高估低估，但要更加市场化，采取渐进的办法如一篮子货币等，最终要有一个目标，使其能够在市场上可兑换，在尽可能避免风险的情况下应该推进改革。
经济观察报：近期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并非低估，反而是高估了？
秦晓：汇率是个资产价格、要素价格，要素市场也要市场化，否则就扭曲了。我一贯主张首先把其他要素价格市场化了，最后再来谈汇率问题，因为汇率包括资本流动，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在其他要素上还没有改革到位，还是管制的。例如能源、电力、土地，公用地还是比较便宜的；劳动力有了劳动合同法之后还要继续改进；还有安全成本也不到位，很多安全事故不光是操作系统问题，是投资不够造成的；另外就是低碳、环保这个约束也没有完全到位。如果把这些要素价格和相关价格慢慢理顺的话，就知道汇率要多大步子走，走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混在一起谈就不知道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前面说的都做到了（推进上述价格要素改革），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一点，出口会减少一些，那时候顺差也没那么大了，再回过来看汇率就好判断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动（升值），不要升得太快，但也不要停。
人口红利已到最高点
经济观察报：中国GDP一直保持超过9%的高增长速度，今后几年高增长是否能维持？“保八”的可能性有多大？
秦晓：“十二五”规划要出台，将是今后三十年的起步。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一个就是城镇化率，现在该数据是46%，有人认为已经到了路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增长没有更大的潜力了，是一个平缓下行的过程。我比较赞同“人口红利已经走到最高点”这个观点。
由于中国的城镇化太快，工业化也太快，在短短15、20年中，农村能干活的、有本事和技能的人都到城里来了，现在再减少1.5亿农民，我想农业生产率不会降低，但这1.5亿农民到不了城里，因为他们的年龄、技能、教育水平都不够，这说明城镇化的进度会放缓，人口红利也开始减少。
这个过程可能会跨越“十二五”规划，可能会在今后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逐步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人口红利式的增长。
“保八”中的“八”是一个经验数据，过去GDP增速保持在9%以上，今后肯定要降低，调到7%、6%左右。当然这里面要算名义的和真实的。我们通胀率是用很多价格因素压着，中国发展长期是3%甚至3.5%的通胀率，这个水平是不是更合理，这样水平的代价是什么呢？
经济观察报：人口红利增长放缓具体将会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无其他潜力可挖？
秦晓：为什么消费不足、储蓄和投资过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决定的。等这一阶段过去，投资就会降下来，消费就会增多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储蓄了，届时都要去消费。城镇化建设，如公路、公共设施、城市建筑包括以住房为主的建筑业都会相应地放缓，这是以中国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生产边界为依据的。
体制进一步改革会不会带来活力，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个潜力很大。现在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可能对市场有干预，可能不利于企业家的创新，可能有巨大的交易费用。一方面看到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放缓了、减弱了，另一方面还有很大的制度空间去挖掘，以改革来提供新的活力，这是未来几年中都需要重要考虑的。
评判一个国家的增长是不是只用经济增长为标准，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代价达到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什么，为谁而增长，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不是公平的？很多人以简单的事物得出结论，精英们的责任是把这些问题都摊开。
—— 原载: 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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