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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世界各国的媒体对此作出了大量的报道与评述，尽管大多数评论都对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的决定作出了肯定，但也有不少评论家、甚至有某些汉学家也认为西方不应该在此时此刻故意挑衅中国，比利时最有影响的法语报纸《比利时晚报》本周就此发表专栏文章，对西方有关不应该挑衅中国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比利时晚报》专栏文章的标题是：“请干涉我们的内政”。文章开门见山的指出，诺贝尔奖评委将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自然激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是，也有不少西方人认为诺贝尔奖评委的上述决定缺乏理智，认为他只会助长中国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从而使中国体制开放倾向受到遏制。
文章评论说，但愿这些务实派中确实有人是衷心希望中国的民主化并且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做理想的途径使中国走向民主。另外，他们呼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原因是可能是担心一旦中国“过早”的实现民主可能会把巨大的国家推向崎岖坎坷的道路。确实，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两年以来，中国显得有些令人担忧。中国被周边国家谴责带有霸权主义的目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受到欧洲的批评，美国政客在竞选中强烈抨击中国“盗窃美国职工的工作岗位”，不难想象，中国政府会把诺比尔和平奖评委的决定看作是西方再度协调一致对中国发动敌对性攻击的象征。
文章进一步评论说，再加上诺贝尔奖评委又正好是在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时也是在中共党内高层官员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言论自由的前夕，不过，作者强调说，这些发表言论自由呼吁的中共高层干部似乎并没有与西方勾结的嫌疑。
事实上，作者评论说，每逢诺贝尔奖评委作出较为敏感的决定时，总有一些满足于现状的人会站出来说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次也不例外。1975年 前苏联的•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80年阿根廷的埃斯基尔(Adolfo Perez squivel)，1984年南非的图图主教（Desmond Mpilo Tutu）1989年达赖喇嘛和1991年缅甸的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就有人站出来抗议，声称此举只会助长和平奖得主所在的极权政府的势力，使他们的政权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历史证明，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上述所有的极权国家除了缅甸与中国之外，别的政权都已经垮台。
那么，上述先例是否就意味着对异议人士的颁奖是反对极权政府的一大决定性的措施呢？作者认为，当然，并不见得。不过，尽管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使极权政府感到恐慌，使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同时也促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路线不至于过于偏离人权。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的选择目标十分明确：选择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以便在将来，即便是在很遥远的将来能够汇聚并且引导变革的运动。
1975年，萨哈洛夫获得和平奖正是在西方同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之后的几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强调了赫尔辛基协议中除了经济与军事之外，还应该包括人权内容。同样，1984年，诺贝尔奖评委将和平奖颁发给图图主教，也是一石三鸟：首先是批评南非政府用圣经来为种族隔离政策作辩护的荒谬性，其次是指出南非国大党采取暴力抗争的方式虚幻性，最后，也是警告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的里根政府不要助纣为虐。
那么，刘晓波获得和平奖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者引述法国《国际媒体博览》周刊的主编菲利普•杜罗-丹仁 (Philippe Threau-Dangin) 的话说，中国近期来似乎对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有些犹豫不决，虽然对外滴水不漏，中共高层内部左右两派，主张开放与封闭两大派系之间的争议似乎正日益激烈。法国著名汉学家、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专家 (Jean-Philippe Béja)白夏也认为中共高层一定有官员对政府目前所推行的高压政策提出质疑。
最后作者认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价值首先应该由该奖项所希望帮助的人士来估量，正如过去在苏联、在阿根廷以及在南非一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激发了中国国内人权斗士的强烈反应，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由于中国人被自己本国政府禁止干涉他们自己的内政，所以他们希望所有来自外部的干涉举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把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是要提醒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他所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选择民主道路的能力的肯定。
作者强调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评委点出了和平与基本人权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作者引述法国学者陈彦的话说，推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国内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也是促进全球和平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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