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钓鱼岛事件之后，中日之间出现从政治到经济全面对峙的趋势，双方政府之间针锋相对、互相指责，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更是风气云涌，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九月爆发的钓鱼岛冲突正值“九一八”日本侵华七十九周年之际，中国北京、上海、深圳、沈阳等城市均发生反日游行。

但是此次冲突在九月下旬日本释放被扣中国船长之后，一度显示出平息的走向。尤其是十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布鲁塞尔欧亚峰会期间的非正式见面，显示双方政府均没有听任事件向激化方向发展的意愿。然而，自本月中旬以来，中国数个中等城市连续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日示威游行。 16日和17日两天，成都、郑州、西安、绵阳等地爆发的反日游行人数甚至达致万人之多，远远超过了“九一八事变”纪念之际中国反日游行的规模。


官方组织的反日游行？


由于领土争端与历史积怨，中日关系十分脆弱。中日冲突有着深厚的社会与历史基础，随时都可能走向极端，进而对中国周边和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一角度，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到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直接牵涉到东亚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社会紧密关注的话题。

也正是因此，舆论对10 月中旬以来已渐渐平息的中日冲突风波再起有颇多的质疑。根据各方报道，最近中国多个城市反日游行时间基本一致，示威者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人数多达数万。示威行动在中国警方严密监视下进行。各城市尤其是西安、成都等地示威游行均有暴力行为，示威者将攻击矛头针对日资企业。鉴于中国民众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利，因此，游行或者为官方所组织，或者为官方所默许。各地参加游行的学生证实，反日示威活动乃由官方学生会组织。中国官方并不掩饰对这一波反日游行的支持态度，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部分群众表达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应当依法、理性表达爱国热情，但是不赞成非理性、违反法规的行为。


亵渎民族感情？


为什么中国官方组织或者默许十月的反日游行？众多的观察者认为：官方组织反日游行是为了转移视线，将舆论和网 民的目光引向中日冲突，减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压力。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此次反日游行乃是中国当代官方操纵民意的一次绝妙表演，也会成为官方绑架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典型历史事件。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式登场之后，有着填补意识形态空白的功能，也有着转移对中国国内问题视线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当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的反美游行，还是2005年震惊中外的反日大游行，均有冲突事件在前，“群情”失控在后，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发泄，政府所扮演的是幕后调节甚至疏导的角色，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而此次，钓鱼岛冲突所起的仇日情绪已经偃旗息鼓，突然人为再起，仅仅是为了封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信息的传播。在这一事例上，官方对民族主义的运用已经到了予取予夺、驾轻就熟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否也是对民族感情的玩弄和亵渎？


大学生何以更为仇日？


舆论注意到，在中国举行反日游行的同时，日本也有右翼团体举行的反华游行，中国官方媒体也对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过，不同的是，日本国民享有游行的自由，反华游行也主要是日本极右派的专利，完全不同于中国游行的人群是政治态度并不 鲜明的在校大学生。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公民均可以选择与表达其政治立场，社会政治光谱是相对稳定的。难道中国在校大学生是比其他社会人群更为仇日的社会力量吗？同时，在校学生难道没有其他的政治诉求吗？同时，即使是日本极右翼的反华游行，也打出释放刘晓波的旗帜，表明日本针对中国的游行也非源于单纯的领土诉求。

从这个角度观察事态的发展，十月24日中国陕西宝鸡的反日游行对上述质疑提供了初步回答。根据不同报道，利用游行的机会，宝鸡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 “抗议高房价”，“推进多党合作“，”英九哥，大陆欢迎你”的标语。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参加反日游行的人群并非全是极端的反日分子，他们参加游行其实另有所图。另一方面也是对官方任意操纵民族主义的一个警讯。实际上，在目前民智已开但民众仍然没有参与权，没有表达权的中国社会，任何一次游行，无论是自发还是官方组织的，都会激起政治参与的愿望。此次宝鸡游行所显示的是民众完全有可能利用官方组织游行的机会，突破官方所设下的框架，将游行抗议的目标转向国内问题，呼吁民主与人权。1989年罗马尼亚巨变之时，罗共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精心安排的最后的讲演终于成为埋葬齐氏共产极权的集会便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