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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穷人们或低收入家庭会不会保卫自己的拜占庭文明，或者说希腊文明，而同入侵的奥斯曼突厥人斗争到底呢？这是不可能的。在东正教传播过程中，古典的希腊文明已被当做异教的东西而不被民间所理解，甚至被排斥。拜占庭社会实际上分为三个文化阶层：一是极少数文化精英，他们形成一个封闭的等级，他们曾在专门的学校里学习过古希腊语法和修辞学，然后有资格进入各级行政机构工作或充当教会的上层神职人员。他们无法与公众在文化上沟通，因为他们的文化是用死文字表达的。二是人数较多一些的、相对而言能读会写的公众。三是大量文盲，他们很可能占到人口的95％以上。（注：曼戈：《拜占庭和它的形象》，伦敦，1984年，Ⅲ. 第49—50页。）这表明拜占庭帝国的穷人与古典的希腊文明无缘，对拜占庭文明也不了解，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战斗。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由于自己是东正教的教徒，会不会在未来的宗教迫害中遭到屈辱和杀戮？他们设想，只要自己归顺了入侵者，可能保住一条命。万一不成，为了活命，只好选择外逃。在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注定要被奥斯曼帝国攻陷的城市中呆下去，自己什么也得不到，反而有生命危险，不如逃到偏僻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山里，跑到偏远的小岛上去。他们认为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对自己并没有恩惠，何苦替它卖命呢？佩利奥洛格斯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想组织一支由穷人组成的军队去同入侵之敌作战，但能招到的志愿人员很少。在帝国大厦即将倒坍之际，愿意为它卖命的人的确不多了。
拜占庭帝国正是在这样的凄凄惨惨的景况下度过它的末日的。政治上内讧四起，皇帝的权威已荡然无存。经济上衰败破落，连雇佣兵的军饷也筹措不了。道德上，精神上，信念上，全崩溃了。这时候，既不存在所谓的道德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共同体。“当人们不把其他人看作是他们的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并且不接受道德秩序对行为的最低限度要求时，道德无政府状态便存在于一个社会中了。”[7] (P160)这正是拜占庭帝国末年社会的写照。
罗马教廷，是拜占庭帝国指望不上的。1369年，即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在约翰六世被废黜(1354年)而成为唯一的皇帝15年之后，约翰五世亲自来到罗马求助于教皇，誓言尊奉教皇，以教皇动员西欧各国出兵援助拜占庭为条件。教皇同意帮助他，但西欧不出兵，此事不了了之。约翰五世回国途中，被威尼斯扣留下来，作为人质，以偿付拜占庭欠威尼斯的债款。只有当他的次子曼纽尔带去了赎金，约翰五世才得以回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变得比以前更穷了，并且(约翰五世)因为背叛了东正教又被人民诟骂”。（注：杜兰：《世界文明史》，第6卷，“宗教改革”，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再看罗马教廷内部的情况。姑且不谈1378年到1409年间两个教皇的对峙、1409—1417年间三个教皇的并存，也姑且不谈自14世纪以后从罗马教皇直到下层神职人员是如何贪婪和腐败（注：在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中对这种贪婪和腐败有详细的记述(《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第256—263页)。），就从1417年宗教会议上废黜了原有的三个教皇，选出新的教皇马丁五世，西方教会终于统一之时说起，罗马教廷关心的主要是内部整顿、改革问题，它还时时刻刻想趁拜占庭帝国之危，把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纳入自己的一统之下。当这一愿望遭到君士坦丁堡教徒们抵制而未能实现之后，教皇便不再关心拜占庭的死活了。“即使像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所占领(1453年)那样轰动的事件，既未能燃起基督教世界早已冷淡下去的热情，也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尊荣，甚或更加卑鄙地一味追求扩大家族势力的情况。”[8] (P107)教皇口头上也说过要再次组织十字军东征，“当然只见于演说和通谕，而未见诸行动。”[8] (P106)西欧各国，有的为拜占庭帝国灭亡而感到惊慌，因为作为东面屏障的君士坦丁堡失陷了，眼看奥斯曼人就要大举进攻西欧，自顾不暇，哪有力量去收复拜占庭帝国？有的则考虑如何讨好奥斯曼人，以便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教皇尼古拉五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于1455年郁郁而终，这时他才58岁。(18)
末日来临，屡经劫难的君士坦丁堡尽管依然以雄伟壮丽的教堂、皇宫、城堡和公共建筑物而闻名于当时的欧洲，却没有一支可以保卫它的可靠力量。王公贵族和富户离心离德，地方势力各怀鬼胎。穷人中，有的逃命了，有的像往常一样冷漠，有的还寄望于新主子可能会改变一切。本来可以成为帝国支柱的自耕农和城市工商业者，这时已经没有力量再为帝国统治的延续而作出奉献了。兵源已枯，税源已竭，“甚至也没有爱国主义曾经一度给予它道德上的一致了”[6] (P269)，或者，正如迪尔在所著《拜占庭：辉煌与衰败》一书中所评论的，拜占庭帝国到了这个时候，不仅无兵无钱，而且已经没有爱国精神了。(19) 对于它的臣民来说，留下来只是对昔日回忆的悲叹和抱怨。等待着拜占庭帝国的，只是覆灭。
研究拜占庭历史，不仅可以弄清楚“这个古代强国兴衰的历史”，可以懂得“关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而且还能“很好地理解中世纪欧洲、西亚的历史发展”。[9] 但这段历史却十分耐人寻味。当初灭掉西罗马帝国的是日耳曼蛮族，他们在文化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低于罗马人，他们是在迁居到西罗马境内之后，也就是迁居到“新世界”之后，才接受基督教的，因此，“日耳曼人不可能，况且也不想摒弃帝国的文明。”[10] (P5)也就是说，“尽管新世界沦为蛮族的殖民地，就总的轮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10] (P5)拜占庭的命运则不同了。灭掉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它接受了塞尔柱突厥人的传统、伊朗人的文明，还接受了伊斯兰教。被灭掉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再保持旧的面貌。拜占庭帝国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在历史上消失了。“拜占庭王朝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它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个奇迹。”[5] (P51)我想，不少读者们和我一样，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哪些历史给予的宝贵启示？会有哪些超越拜占庭历史的领悟？
【参考文献】
[1][瑞士]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徐家玲.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英]布莱斯. 神圣罗马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美]汤普逊.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英]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法]布瓦松纳.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7][美]布坎南. 自由、市场和国家[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8][英]波特.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凌强. 应重视拜占庭史的研究[J]. 世界历史，1986(11).
[10][比]皮朗. 中世纪的城市[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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