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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国民道德素质正在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这是国际社会甚至中国大陆官方都认同的看法，通常矛头所指多是底层百姓在公共场所不注重个人的举止言谈，贪图小利，破坏公共秩序等。
中共执政者在不同时期都会钦定官方的道德准则，诸如：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江泽民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以及胡锦涛时代的“八荣八耻”等。然而，领袖的语录式道德条款能进入研究生、公务员的招考试题，却始终无法内化为千家万户小民的自觉行为。从官方到民间的各行各业，潜规则正在全面的替代显规则，花样翻新的“奇闻轶事”不断的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
自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国民的道德、教养、礼仪等再一次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宾的眼球。上海音乐学院署名为“刘辰子”的学生在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信中痛陈世博园里随处可见的不文明现象。其中8岁“巨婴”躺婴儿车、“假残障”人士骗取游客照顾、多人挟一名老人强闯绿色通道等行为再一次引发了媒体对国民道德素质的争论。一些专家和学者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短期内要靠加大公共场所的管理力度；长远要靠全体国民旷日持久的文明习惯的积累。然而，再严格的公共管理也有不到位的盲点，那种不计代价的“注目礼式”跟踪管理即便能维持15天的奥运“文明”，亦或半年的上海世博“素质”，又如何能保持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素质不“变形”呢？！
众所周知，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有什么样的领导，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群众。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封闭运行的政治高压社会。毛通过建立极权体制维护个人的“家天下”，尽管他本人在“深宫”中常年过着奢侈糜烂的帝王生活，但媒体宣传和小学生课本中的毛主席却是个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平民领袖。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总理珍贵的旧衬衫，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能在“家天下”的体制中享有特权的人数是极个别的，也是隐蔽的。所以，毛时代的“家天下”特权行为并没有对当时的国民道德素质产生同步的危害。时至今日，毛时代的社会风气，道德素质还时常成为党内外新“左派”“忆甜思苦”的重要佐证。然而，后毛时代，享受特权待遇的人数逐年扩大到领袖的亲属以及权贵阶层、精英阶层。今天的中国大陆，人人都明白，只要能谋个一官半职就会享有附带的相应特权，并由此带来超出普通民众的各种利益。面对“坚不可摧”的独裁制度，民众已经“默认”了特权的“合法性”。“你不能改变的东西，就要学会去适应他”，这是许多老师送给学生的入世箴言。特权“合法化”必然导致特权高贵的逻辑，民众以能突破道德底线获得制度外的“自由”为荣。我们能看到美国民选的总统奥巴马在麦当劳店里排队买汉堡，却没见过哪个“钦定”的中共领导人能带头遵守公共秩序。中共“党魁”出行前“清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景象，马路两旁戒备森严、警灯闪烁的阵势，再现“始皇出游”威仪天下的气派，都在向普通民众强化着特权高贵的逻辑。
由独裁体制催生的特权“合法化”现象，必然导致民众弃社会公德于不顾，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终极目的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国民素质日渐滑坡是必然的趋势。诚然，在党国领袖、官僚权贵以及御用精英们身上，肯定不会出现诸如排队加塞、乘车逃票等低级的社会不文明现象。那么“红二代”、“包多奶”、“伪造博士学位”等有“贵族”特色的道德素质沦丧更应引起国民对现行体制的制度反思。
由邓小平发起，并经江泽民、胡锦涛发扬光大的跛足改革（即只改革经济体制，而不触及政治制度），尽管保持了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并于2010年第二季度首次实现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成绩。欣喜若狂的执政者可以进一步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飞扬跋扈的“皇亲国戚”们可以继续代表人民群众，整合更多的资源“办实事”。以牺牲公平和正义为代价获得的“美丽”GDP既没有提高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不会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
败坏国民道德素质的首恶是中共政权的独裁体制，并由此形成的特权“合法化”逻辑。所以，欲想中国大陆的国民道德素质发生质的提高，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响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主张，消除由特权“合法化”带来的权利不平等现象。使中国由特权阶层主宰的“老百姓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公民社会。
2010年10月29日
(独裁制度催生的特权“合法化”现象分析—— 浅析国民道德素质滑坡的制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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