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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行事审慎。它知道中国的前途成败系于美国是否决心保持世界第一；一个受到挑衅的美国和一个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同样是难以挑战的。而一旦具备了能力，中国就将超越“赶超”阶段。你可以将其称为“伺机霸权”。
数十年来，北京都热衷于关注美国的权力，验证中国落后美国多远，估计赶超的代价，并召集其他能够帮助抗衡美国的力量。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使得中国军方重新评估了美国的实力，并推迟了称霸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同美国进行假想的竞争，尽管美国（五角大楼除外）并不这么想。中国人从他们的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座高峰——美国，和其他峻岭（日本、欧盟和俄罗斯）。而大多数美国人从他们的窗外只看到若干山丘，中国只是其中之一。
畏首畏尾只会使美国将未来拱手让给中国
“衰退是一种选择”，专栏作家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 ）写道，而许多绝望的美国学者已然过早地选择了衰退，他们的草率令人遗憾。他们对美国在海外的自信表示激动，却又漠不关心地说中国将要接管世界。他们忽略了这一可能性：如果畏首畏尾，美国很可能将未来拱手让给中国。而一些左翼人士——幸运的是没有在奥巴马政府中占主流——则欢迎这种衰退，因为他们认为从道德上来说美国不适合充当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些衰退主义者将世界领导权推给一个茫然的中国。一位中国外交部长助理曾就《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回答说：“如果你说我们是一个大国，那我们就是。”诸等衰退主义者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无法应对一个简单的事实：旨在为取代美国治下的世界而设计的中国治下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不仅来自其经济实力——这方面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而且来自其他中国所没有的力量。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雄心勃勃地增加军备，人民解放军仍然不具备远程投送兵力能力。中国也没有吸引世界的信息，可以取代美国孕育的民主、自由市场、流行文化、几乎全球通用的语言、以及创新文化。北京的威权引领繁荣的模式也许适用于少数第三世界国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符合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的需要。在中东、拉美和非洲的工地上，有大量的中国工人和工程师在工作，但他们大多孤立于当地社会。在去年的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说“今天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屹立于东方”。但，尤其是在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主导可能很难接受。
东亚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东亚安全体系，只是其不寻常的特点使得其成就不能被完全认识。其中，美国是枢纽，它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辐条。其心照不宣的作用是保持日本和中国的平衡。
从1970年起，华盛顿同东京和北京都有务实的往来，中日之间的交往亦成果斐然。但如果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对美国的削弱，并将其排除在东亚安全措施之外，那么这种成就就会被抹杀。地区隐性平衡的所有收益将会面临风险。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将在一夜之间加剧。日本将伸展它的羽翼，这会令许多亚洲人感到沮丧。澳大利亚说，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守护者。而中国的小邻国则会俯首称臣。
要保持东亚现有的平衡并和平地避免出现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有两种可取的政策。首先，打造美国在东亚的联盟，使北京对日本、韩国和澳洲的实力和忠诚度不抱幻想，也不对美国的其他朋友，包括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抱有幻想。金钱和贸易是万能的，因此确定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迫在眉睫，而奥巴马也不应当用他奉行的税收新政束缚美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作为。第二，宣扬自由和民主，并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美国价值观。这两种政策可以保持对北京施压，使其不会谋求霸权。
遗憾的是，奥巴马总统背离了这两项政策。他没有将民主国家同威权政府区别看待；在奥巴马的桌前，所有的国家都占有同样的席位。去年十一月，他表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源泉”。同他的前任小布什不同，他没有提到一个“自由”或“民主”的中国。但中国作为一个不自由的超级大国和一个民主的超级大国，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奥巴马避开了这个问题。讽刺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获得的北京方面的合作比“牛仔”布什还要少。
美国历来迟于应对外国挑战，但一旦决心应对却又毫不留情。这一点不妨问问那些记得四十年代历史的日本人，问问英国人（他们在1940年觉得我们迟钝）或者德国人（他们随后见识了美国的力量）。多年来——实际上从天安门广场以来——盖洛普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没好感”和“极其没好感”。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也发现，自2004年以来的每一项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都越来越消极。
北京的明智人士理解美国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以及中国向顶峰冲刺所面临的其他危险。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在中国的著名智库乃至一些政府部委里的谨慎人士不相信公众所谓的美国正“遏制中国”的鼓噪。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中国复兴的动力来源——通过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为中国的工业提供技术等。
二十世纪国家的成败起伏是惊人的——俄国、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兴衰巨变——这种起伏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重现。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一个大国的失败很难完全归咎于于其他许多国家基于私利而先发制人。但也正因为全球化，也很难再有国家像美国在二战之后那样戏剧性地“填补真空”，夺取世界霸权。
我希望中国的崛起“缓而稳”：其间保持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平衡；努力使中国的文化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融；认识到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多少处女地可供新的霸权插上自己的旗帜；约束人民解放军军事将领，杜绝过盛的民族主义；对显然是蜃景的胜利保持审慎，因为美国比中国那些热血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国内的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都更有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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