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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力挺政治体制改革，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引发公众舆论一片欢腾。刘晓波获诺氏和平奖，再次引发公众舆论一片欢腾。这些欢腾显示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足以鼓舞人心。然而，欢腾中似有过头之处，比如称颂温家宝为“人民的英雄”即为过誉，对刘晓波获奖激动得向王军涛哭诉“中国有希望了！民主有希望了！我们回国有望了！”即为奢望。“过”与“奢”皆超过应有的理性认知，是不足为凭的虚幻感觉。
民间力量尚缺妥协的实际方案
刘晓波获奖无疑在中国升起一面改良政治体制的旗帜，这面旗帜上书写着“温和派”关于民主要“碎步前进”的主张，这一主张恰恰适应“和解派”的需要：在“碎步前进”中敦促执政当局与民间力量达成共赢式的“宪政民主”决议，在和解者看来，这是社会转型中成本低、代价小的便捷之路。“和解派”是一个庞大的集体，不仅有“中国和解智库”在运作，有热衷和解的学者在奔波，一些学者还设计了和解提纲、和解方案在宣扬，这些活动均以大批归附于和解主张的群众为社会基础。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人数颇多，不可轻视。刘晓波得奖后，“和解派”异常兴奋。“中国和解智库”海外负责人冯崇义教授认为刘氏得奖“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人以和平手段追求宪政目标的巨大奖赏”，宣布“世人对刘晓波得诺奖和温总理谈政改的热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的绝对优势”，有了这一“绝对优势”，“中华民族展现‘和解的智慧’，刻不容缓”，对官民和解怀有充分乐观的期盼。其实，早在去年刘晓波被捕次日，就有徐友渔、杜光等五十二人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回忆六十年前通过政治协商机制求同存异的美好时光，要求“重新回到政治协商的思路上去”，官民达成政治上的和解。这项建议的不足之处在于，民间没有招引当权者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实际方案，所谓“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的绝对优势”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自我扩张。既然“绝对优势”是空幻的，五十二人上书也就无力引起官方兴趣，得不到官方丝毫响应。
朝野和解论的关键性缺陷
人类的盲目视觉引致的判断往往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和解派关于民主力量对专制力量已取得“绝对优势”的感觉就是例证。继之，判断“‘既得利益集团’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保护网都在消失而随时化为烟云”是又一例证。不说中国GDP总值已居全球第二位，不说党政经关键岗位均在太子党与团派手中，仅说去年维稳财政支出即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而当年军费支出为五千三百二十一亿元，教育支出则仅为一千九百八十一亿元。目前全国有二千万公安干警，一百万武警，去年仅用于公安支出即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所谓统治者的安全感和保护网“随时化为烟云”不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吗？建立在这种判断基础上的推论：“中国的未来，必须由理性温和力量的主导来实现变革，必须全力争取理性温和力量的胜利”，即政治和解的胜利，也就成为虚夸不实之词。
通过朝野和解实现宪政民主，这样的社会转型的文明性引导人们倾心于此，但对中共来说，“实现宪政民主”意味着对其自身及其生存环境──专制政体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造，专制党必须转变为宪政民主党，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压迫和相应的内力背离，中共是不可能自愿做这种转变的。这是朝野和解论的关键性缺陷。它必须向公众表明，如何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前，俯首悔过，让出自己的根本利益。没有这种条件，朝野和解论始终是一种美好的却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只能起迷乱人的视野的作用。
中共维护专制体制的高度自觉性
中共当权派对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他们明确宣布，中共实施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超越这一底线。就连那篇指责“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不过是一纸空言，上面载明“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类具体变动也未见诸实践，直到三十年后的今日还是空洞的许诺。倒是邓小平当时谆谆指导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邓选二卷341页），铭记在中共当权派心中，念念不忘。今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猜度此文反映政治局观点），就点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才是中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移易的灵魂。这样的政改，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例如规范党的各种行为准则，议定党内各种反腐措施，推行先党内后党外的民主进程，试行党代表常任制等等，都必然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这个总的纲领转，就是说，必然围绕坚持专制制度而不是削弱专制制度转。
人们对中共口中的政治改革迷恋不已，不能识别它的局限性，考其缘由，盖因民间力量薄弱，只好寄希望于统治者，盼望与统治者和平协议，达成“宪政民主”共识，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然而，中共的政改无不是为了加强和完善一党专制制度，即使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也不例外，而民间追求的政改则是以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建立为总标的。中共的政改与民间的政改，是不同的语言体系与不同的价值指针，两者具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不应混淆。如果把中共实施的政改误认为也在追求宪政民主，因而盲目吹捧，以为官民可以达成和解协议，迅速推动社会实现宪政的民主化，实在是认错了门、找错了人，对中共的专制本性存在幻觉。丢掉幻想，充实自身实力，想办法揪着中共逐步让出专制特权，才是正途。
── 原载 《动向》杂志2010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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