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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奥威尔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农庄》写了一篇序。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奥威尔谈道他是一个社会主义拥护者，主要原因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然而，他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感到非常失望，认为“自从1930年以后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但是，面对苏联政权，大多数英国人都不能认识它，就像到1939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他们都没有认识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一样，原因在于，普通的英国人对于“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这样的事情无法了解，因此，他们容易将苏联的官方宣传自动地化为头脑中的英国概念，很自然地接受那些谎言的灌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奥威尔认为有必要揭露“苏联神话”，“它要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的译成其他语言”。
和许多作家的写作一样，这个故事的创作灵感也来源于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有一天，奥威尔看到一个小男孩（当时他正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他，这使奥威尔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已的力量，人类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此后，这个生动的生活场景就一直深深地镌刻在奥威尔的脑海中，但是，直到六年（1943年）以后，奥威尔才开始着手写这个揭示极权神话、注定意义非凡的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曼纳庄园”的英国农庄。有一天，一只行将死去的猪将动物们召集到一起，向它们倾诉蕴藏在心中的真实想法，一个不容争辩同时又长期被所有动物忽视的客观事实，它慷慨地陈辞人类是所有动物的仇敌，动物们所遭受的苦难完全是由于人类的暴虐统治所造成的，只要摆脱人类的统治，它们的劳动成果将从此全部归于动物们自己所有，在一夜之间，它们将变得富足而自由，而为了推翻人类的统治，唯一的办法是——造反。
这只名叫“少校”的猪的言论在所有动物们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它去世后的几天里，这个庄园发生了起义，动物们赶走了这个庄园的主人——人类，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动物庄园”。“革命”成功以后，这个全新的“动物庄园”的组织、管理工作理所当然的落在猪的头上，它们是所有动物中间最聪明的。不久，在一只名叫“拿破仑”的猪的领导下，动物们齐心协力，打败了人类试图夺回庄园的企图，成功的捍卫了“革命”果实。然后，“拿破仑”清洗了动物内部的不满份子，建立了一套以它自己为核心的极权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所有动物都必须忠诚于“拿破仑”的绝对领导，它们比在人类统治的“旧社会”时期工作时间更长，得到的却更少，生存环境也更加恶劣和糟糕。每当动物们对此心怀不满时，“拿破仑”就在动物们中间散布这个庄园始终受到人类以及“内部叛徒”威胁的流言，它篡改了庄园的整个历史，并且随时篡改这些篡改，彻底颠覆动物们的记忆，同时通过警察（狗）来维持庄园的秩序，让动物们感到“人人自危”，害怕失去已有的东西，久而久之，唯一值得让动物们庆幸的理由只剩下了——毕竟从前这个庄园是由外邦的人类所统治，而现在“这个庄园依然是全英格兰唯一属于动物们所有并由动物们管理的庄园”——如果它们依然挨饿，那并非由于把食物去喂了残暴的人类；如果它们艰苦劳作，那么至少它们是在为自己干活。更乐观的动物则认为，也许就像“拿破仑”的指示，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此时的“拿破仑”又在真正做些什么呢？动物们集体劳动的成果全部由它来进行支配，除了给其它动物留下维持生活最基本的东西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剩下的全部落入它自己的腰包，变成它的私有财产。然而，这些由动物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只是初级的农产品，无法自动转化成更加骄奢淫逸的生活。于是，它重新向人类开放农庄，同他们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用这些劳动成果来换取它所需要的东西。
而其他庄园的主人——人类，则惊奇的发现，由动物们自己管理的农庄所产生的劳动效率、创造的财富和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由人类管理所产生的，人类只需要同它们的领袖进行自由贸易便能获取更高的利润，并且，人类不需要亲自动手去管理、经营，于是，他们开始号召所有的农庄都向这个庄园的管理模式学习。从此，“动物庄园”与人类正式化敌为友，之前的仇恨和战争只当是一场历史误会的结果，“动物庄园”重新更名为“曼纳庄园”。
整个故事是以苏联的极权体制作为创作蓝本，在故事的结尾，以猪与人类的完全修好结束，在《序言》中，奥威尔谈到这不是他的本意，原因在于，这个故事的创作过程是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与西方国家会重新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因此这个故事以皆大欢喜的场面结束，但实际上奥威尔认为这种关系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事实上，正如奥威尔所预言，东、西方两大阵营不久之后便陷入“冷战”之中。
这个故事隐喻了一个道理，即国家权力对于人类的剥削和奴役的程度比资本家们往往更为隐蔽、残酷，更具有欺骗性。但是，奥威尔讲述的这个故事并没有使这样的现象真正成为过去，相反，这个故事情节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正静悄悄的浮出地平线，这个故事结尾处很好地预言了当今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人类与‘猪’握手言欢”，今天，西方的对华政策侧重于自由贸易，侧重于在这个庄园里（官方舆论称之为“世界加工厂”）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利益，这对于我们是否也是一个提醒——是否应该用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西方？
不仅如此，如今，有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在夸耀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的繁荣赞不绝口，认同中国的管理模式，我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的观点有多少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正如奥威尔所担心的那样），以及他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西方政要们的政策取向和西方人民的头脑，至少，这对于西方人民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警示：我们今天遭遇到的厄运和种种有苦难言的窘境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降临到西方人民头上？是否值得引起他们足够的警觉呢？
奥威尔写这个故事是希望让西方国家的人们真正了解极权制度的真相，从而警惕它。在我看来，这样的“动物庄园”并不仅仅只会在东方出现，很难确保未来的某一天不会在他们身上发生，正如故事中那些庄园的主人所号召的那样，如同今天许多西方学者认同“中国模式”那样，我想，这种担心绝非是危言耸听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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