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受邀出席此次台北《人权风．疯人权：人权理念的传播与落实》国际研讨会，本想与同行、师友面对面深入切磋两岸有关话题，却在11月10日深圳罗湖口岸出境时被拦阻，警察未给出任何理由，只说“奉上级指示，不得出境”，这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再次戏剧性地验证了海峡对岸后极权制度背景下学术被压制、行政迫害升级、公民自由被侵犯的现实。

“行政迫害”，这里的行政做广义解。中国大陆并无立法、行政、司法独立的宪政体制，却是党权对国家公权力的绝对垄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需按照党的意旨行事，它们都是一党专权体制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维护这个冥顽体制的手段。因此，“行政迫害”可以指这些机关中的任何一个实施迫害的事实，也可以指整个制度体系整体性的迫害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既是一个党专制制度背景下的后极权社会，又是一个正在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充满了内在紧张、躁动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情势下，自由学术与专制体制的对立、博弈，又带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施迫害的一方已经全无道义上、制度上的自信。以我本人被中国社科院“辞退”这件事情为例，对方实施清除行动的真实原因当然是这些年来本人对中共党专制体制的严肃批判和系统清理，这些学术批判和清理揭露了这个社会本质层面的那些不能见天日的东西，我的学术批判行动本身也触犯了党国御用研究机构的规矩，这是本人不能继续见容于社科院的真正原因。但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是，迫害者一方并没有以这个真实的原因“问罪”，而是用“旷工”一类“违纪”理由做出辞退处理。我在办理“失业转档”（档案）手续时，看到了本人档案袋中装有那份社科院哲学所的“辞退决定”，但我很清楚，在社科院乃至其他“有关机构”的密室中，一定保存着厚得多的有关本人的“黑材料”，那才是招致这次清除行动的真正的“依据”，但他们没有把它放到我的档案袋中，更不敢把它公之于众，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份自信。这是今天和动辄以“反革命”论罪的毛式极权主义年代大不相同的地方。今天的统治者已经知道“因言治罪”是不得人心的，甚至不符合他们自己制订的宪法。什么叫“后极权”？这就是后极权，惩罚异己但不敢明火执仗地实施惩罚，实施迫害却又非常拙劣地伪装迫害行为。这本身就是这个制度正在走向末日的证明。

其次，当我们说这种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时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勇气公开反抗这个制度。事实上，统治者对知识人的收买和收买基础上的“消音‘，是后极权运作相当“成功”的一个证明。但，甘愿成奴毕竟不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状态，即便是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悠久、又有60年党文化肆虐的地方，对自由的渴望仍然会在人们的心灵中潜伏。而当掌握公权力的一方愚蠢到滥用这种权力直至肆无忌惮的时候，它无异于在点燃人们心灵中压抑已久的自由之火，起而反抗这种暴政！近日刚刚发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抗议被拒出境事件，就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何光沪教授本来是要出访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只因为他进入了官方的被认为可能参与12月10日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活动人士的黑名单，就被粗暴地限制出境。这和我本人在罗湖口岸遇到的情形完全一样。何教授是个宗教学学者，并非“敏感人士”，他对自己的旅行自由、学术自由被限制极其愤怒，在互联网发表声明曰：

文明世界的各国宪法以及中国政府签署了的国际公约规定：人民有通讯安全和获取信息的权利，有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权利，有财产安全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规定的基础，是天理良心都认可的神命或自然法则，因为这三方面的安全或权利，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即使是一只羊，如果不能获取哪里有水草哪里有虎狼的信 息，如果没有走近水草和逃离虎狼的行动自由，如果没有留存过冬的草料，都无法生存；即使是一只狗，如果把它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禁止离开，它都会用叫声表 示抗议。何况人呢？

因此，剥夺人的上述三项基本权利，无异于剥夺人的生存权！用强力禁止人离开一定的空间，无异于把那个空间变成监狱！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合法根据与合法手续，则无异于绑架。

请问：掌权者就等于政府吗？政府就等于国家吗？

请问：国家不是由人民组成吗？撇开了人民，“国家”还是什么？没有了人民，国家还剩什么？

请问：国家难道是目的吗，人民难道是手段吗？“国家安全”所指的，难道不该是“人民安全”吗？

那么，如果人民没有安全，“国家安全”还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想指出，发生于中国大陆的自由学术与专制体制的对立、博弈，由于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也在改变博弈的对局和力量对比。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总体趋势是民主化。这个世界潮流没有谁能够阻挡。中国大陆现存体制是极权制度的最后堡垒，它早晚将被历史所淘汰。一些短视的西方政客可能震慑于中国经济的“崛起”，面对专制强权，在利益与道义面前左右摇摆；但文明人类中更多的成员会选择站在道义一边，谴责专制，声援自由的努力和抗争。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东吴大学举办这样一个两岸人权问题研讨会，彰显人权风，谴责“疯人权”，又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它说明，大陆学者抵制行政迫害、追求学术自由、践行公民责任的努力并不孤独。我虽然未能与会，但仍能感到自由之阳光正扑面而来，它最终将遍洒海峡两岸！

仅以此文聊表我心，并向与会的朋友们致意！
（本文是作者在2010年12月6日台北《人权风．疯人权：人权理念的传播与落实》国际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由于被中国大陆边检限制出境，作者不能到台湾与会，这篇发言由诗人孟浪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