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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0年新闻自由状况回顾
日期:12/22/2010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何平

2010 年即将过去,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继续受到当局的严格控制,中国新闻不自由的状况并没有改善的迹象。一年来中国新闻界发生了哪些大事?当前阻碍中国新闻自由的瓶颈何在?就这些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邀请旅居加拿大的中国资深记者姜维平与美国的中文政论刊物《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进行讨论。

记者:“欢迎姜维平先生和胡平先生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回顾2010年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我们不能不关注从今年一月国际互联网巨头谷歌因不愿接受中国政府内容审查,以及受到网络黑客的攻击等等事件将业务撤出了中国大陆。3月份中国两会期间湖北省长李鸿忠在接受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抢夺记者手中的录音笔,并扬言要追究记者责任。这种官员公然拒绝舆论监督的态度引起社会哗然。毒奶粉受害者维权联盟的“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在今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遭到当局的严格限制和删除。特别是对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对国内公众的封锁和倾向性确实如外界评论指出的,达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程度。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胡平先生,您是怎么看待中国2010年新闻自由现状呢?”

胡平:“总的来说,2010年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状况是非常恶劣,像你刚才提到的尤其是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奖这么一件大事上,中共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对这个事情的报道,更是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相差十万八千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发表新闻、发表言论而受到惩罚的这种事情。当然刘晓波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一个典型了。所以总的来说,今年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是很明显的是在恶化。”

记者:“姜维平先生,我想请问作为国内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您对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有什么总体的看法呢?”

姜维平:“我的意见是一方面就像胡平先生刚才谈到的整个自由状况是一种大的倒退,非常恶劣。但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就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抗争比过去力度更大和更富有智慧。这里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张地图,空椅子还有鹤。这从表面上来看,它是和亚残会有关的,实际上它是表达了新闻工作者的一种不满,也是非常机智灵活赋有智慧的;另外《炎黄春秋》杂志的整顿,他们这个编辑部也在抗争;还有新华社对金牌第一的讽刺、嘲讽;此外还有12月15日中国人大、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召开新闻舆论监督的研讨会等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特点。”

记者:“我们知道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是明文列入中国宪法当中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在今年3月5号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做出了要进一步开放媒体的承诺。但是今年4月份总部设在澳大利亚,代表125个国家60多万新闻工作者的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声明,呼吁关注中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当局严禁媒体报道有关谷歌事件、陕西问题疫苗、有毒奶粉、对新疆西藏地区的采访以及驻华记者遭到恫吓、网站受黑客攻击的问题。另外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在今年10 月开展的全球新闻自由度调查当中发现虽然中国媒体和新闻网络目前比较活跃,但是当局对于新闻审查的压制继续不断。在全球178个国家当中,中国的排名仅为倒数第八位。那么胡平先生,您认为目前妨碍中国新闻自由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胡平:“主要瓶颈当然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恐惧和压制;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人权、作为也是实践人权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连中共当局它自己也找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去加以阻止;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深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旦实现,那对于专制体制就有致命的杀伤力。就象不久前《求是》杂志登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舆论失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可见他们对言论、对新闻自由、对专制制度的杀伤力是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因此他们对这个事情是紧紧地把住,不让松这个口子。但另一方面来看就像刚才姜维平也提到的,很多媒体人、很多知识分子在为扩大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利用一些新的高科技像推特、脸书。那么,这些在西方的自由世界是联谊使用,结果在中国就成了一个迅速地传递信息,甚至还起到组织一些维权活动的这么个功用。现在问题就是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明了,而且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宪法之中,所以应该说今天的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和毛时代是不能同日而语,但问题是经过六四之后,有很多人就是有种失败主义情绪。他们不认为我们民间的努力是能够取得突破。所以他们就放弃这个抗争。尤其你看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有很多人在抗争,而这个抗争似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也不是大到一般人不能承受的地步。因此,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抗争,就能突破这个瓶颈。但问题是即便不是这么特别大的压力,不是特别严厉得不能承受的惩罚,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使得这样的站在第一线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人仍然是显得势单力薄。这就使得当局它的控制依然能够得逞。”

记者:“姜维平先生,您作为具有国内和海外工作经历的资深新闻从业者。您认为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对于这个社会的法治和舆论监督是不是都起着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姜维平:“舆论监督实际上对一个执政党来讲是个非常重要问题。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状况。一方面他们还是希望媒体能够披露一些基层的低一层次那些官员的那些腐败问题,以及试图看到一些矛盾;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担心舆论放开之后尤其真相暴露之后可能他们自身的统治会失去这样一个基础。他们在这种进退两难当中,他们目前主要的精力放在管理和控制上。你看11月4日新闻出版署有一个记者证的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条规,他们把精力花费在勒紧媒体的脖子这个问题上。另外,他们对于那些社会上那些殴打记者、恐吓记者这样一些行为采取一种放纵、不作为一种方法,造成了现在媒体的问题特别严重。过去打记者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打得都是男记者和国内的记者。你看最近12月18日发生的那个《北疆晨报》的记者被殴打,结果脑死亡这种程度。还有一些海外的记者,像赵连海的案件香港一个电台一名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被殴打。从这个事情上看到打记者从基层打到了中央一级的记者、又从国内打到海外、由男打到女。整个国家在这个方面陷入一种暴力当中。那么管理部门有关政府完全是一种不作为放纵,这个根本就在于我们是一党执政,我们这些领导人他们本身的思想非常僵化,本身就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的。这方面我想胡平先生本身就是中国言论自由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刚才他也谈到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敢发表不同的看法的。那么现在的情况虽然也十分恶劣和严重,但是你可以看出亮点。就说有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抗争,不屈服一种压力。虽然打记者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被打的人越来越不怕。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觉醒,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能够团结起来勇敢地面对现实,我相信那种状况会逐步地得到改善。可能还有一种原因是目前国际形势也就说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中国的威胁也使中国统治者非常恐惧,他们加大对媒体的控制这都是其中的原因,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记者:“在回顾2010年中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时候,另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今年10月包括原中共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和《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在内的23位中共党内元老公开致信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新闻审查机构,终止互联网的限制,能够真正兑现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虽然这封公开性在国内的新浪网发表短短几个小时就遭到删除,但是胡平先生,您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的哪些现实呢?”

胡平:“他们这封信公开信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公开性的签署者早先都在体制内享有高位,他们作为体制内有改革思想的人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我想代表的不仅是他们几个人。而且就像包括刘晓波他也认为应该把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作为维权整个抗争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是最简单的,是最有说服力的,你专制者要来反驳是最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要统治往往采取的方法他不是批判否定去,而是干脆封杀你,消除你的这种声音。当然作为李锐、胡绩伟,因为他们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要对他们治罪就变得相当困难。同时也使得别人如果跟进就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因此他们对付抗争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意义。而且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体制内的包括在体制内在位人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先例。”

记者:“我们注意到虽然目前国内学者就有关新闻立法的呼声日趋强烈。但是从最近几年来看,中国的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当中并没有制定《新闻法》的计划。姜维平先生,我想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前提就是建立对新闻自由价值,特别是对民主政治价值的认识,应该是决定新闻自由观念的基础,您是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姜维平:“新闻法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很久。中国政府始终采取拖延这样一种办法。刚才已经谈到了因为如果把舆论整个放开,可能一党执政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就崩溃了。所以我一直在主张尽快地制定一部《新闻法》。如果有了之后总比没有要好。但是即便有了,执行法的人他仍然可以采取不作为的一种态度。所以,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国内的《南方周末》最近搞了一次评选活动。它把评选活动的题目命名得很有意思,它说是叫2010“完美中国梦践行者”,从中可以看是中国梦践行者,他认为中国实行这个新闻自由,假如要颁布一个《新闻法》的话,要把它落实,这对中国来讲,目前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正因为是这样,他们也评选出那些非常可贵的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有勇气的一些记者人比如说王克勤、吴敬琏、吴宇森等等,这样他们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必须对中国新闻自由远景保持清醒的头脑,充足的思想准备,将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知道像胡平先生过去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都读过魏京生、胡平、还有刘青他们写的一些东西,那是非常可贵的,在那个年代鸦雀无声,天寒地冻的季节里,回应他们的人很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响应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局限我想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邀请在加拿大的资深记者姜维平和在美国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回顾2010年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状况,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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