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力没有法的规约甚至无视其存在时，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危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维权与维稳的龃龉，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演绎为日常。如果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什么样的社会动荡不会发生。今天是群体事件，明天为什么不可以是民变。两百多年前，美国那些早期的建国者认为，权力集中并没有法的制约容易导致暴政，而暴政最容易产生甚至必然产生的，就是暴民。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为免其暴，美国在立国之前，就制定了权力分割和权力制约的宪法。于今来看，美国固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其实首先是一个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因此，转就中国政治改革言，我个人认为，宪政可以先行一步，走在选举民主之前。换言之，哪怕我可以暂时不要一人一张的总统选票，但你却要按照你自己制定的宪法保障我的权利并不得侵害。须知，法治国家无维稳，那里没有什么不稳可维。还是北洋之初，梁启超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维稳如果不是“治标”而是“治体”，任公之言即今日之务。回顾20世纪，宪法政治的道路，梁氏为其首倡。但百年过去，检视宪政与法治的制度环境，今天甚至不如清末。但，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当年为清末和北洋指出的建国方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改 “要图”——笔者很希望民间与体制能“咸以养成”此共识；毕竟无论权利还是权力，都不愿面对一个震荡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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