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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
12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七位大陆学者谈诺贝尔和平奖。比起官方在和平奖上的其他发言和文章，七学者的言论口气似乎不那么蛮横，多少讲出了一些值得分析研究的观点。在此我不妨略加评论。
这篇文章的大标题是：“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焦虑”。按照这七位学者的观点，中国崛起了，西方着急了，想不出别的办法，于是就用个和平奖来恶心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这话说得很轻巧，只是七学者都回避了一系列重要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对这次和平奖的疯狂反应。中国政府不但不释放刘晓波让刘晓波到奥斯陆领奖，而且也不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出国领奖，还要对刘霞软禁，还要切断刘霞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更有甚者，中国政府竟然对所有它怀疑是要参加奥斯陆颁奖礼的人士，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统统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出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中挪贸易谈判，并警告各国驻挪威的使节不要出席颁奖礼。这些做法比纳粹还纳粹，岂止是焦虑，简直是气急败坏了。七学者对此只字不提，佯作不知，还要替中国政府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那只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理亏心虚。
七学者说：“人权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矛盾。”这句话可圈可点。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接受了人权概念，但是它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撇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不谈，它使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政府还是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一类人权的，只不过按照中国政府的优先顺序，这些人权要等到生存权获得满足之后才会提上日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给刘晓波的授奖词里也说，既然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那么巨大的进展，那么现在它应该在言论自由等人权上也该有所进步。殊不知中国政府对此嗤之以鼻，令外界困惑莫解。如今，七学者出面讲话了。七学者的讲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人权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型矛盾”。这就等于承认，中国现行制度就是反人权的。这就等于承认，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冲突是基本价值观的冲突。
七学者反复声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他们说，中国早就挂了免战牌，不想用侵略扩张的办法争取生存空间，也不想搞新冷战，中国只想通过经济贸易手段，和西方国家实现互利双赢，建立一个和谐世界。可是正像我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统治集团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但从来没有过只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却不欺负外族人外国人的，因为那根本不可能。别的不说，单单是中国政府在和平奖事件上对内对外的凶相毕露，还说什么“和平崛起”，鬼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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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性焦虑
2010年和平奖的根源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焦虑
来源：环球时报
来源日期：2010-12-8
倪峰：人权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总会在中西方关系中时隐时现；张胜军：在价值观方面，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是一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这种一致性的其中一部分；余万里：这个奖给中国人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根源是西方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集体焦虑；王小东：虽然中国没有意图要挑战美国，但美国人在意的是你的实力，而不是意图。只要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不管其意图如何，都是威胁；房宁：今年夏天我在日本时有一点感触，二战前日本曾用侵略扩张的办法争取生存空间，怎么样呢？害人害己嘛。战后，松下、三洋倒是为日本民族开辟了新天地。我们中国人也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方式，而且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靠挣一点辛苦钱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但这样他们还是不接受！他们这60 多年白过了，西方精英的历史观一点没进步。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全文）
2010年和平奖的根源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焦虑
（全文）倪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诺贝尔委员会把奖发给刘晓波，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人权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总会在中西方关系中时隐时现。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美方曾一度对这一结构性矛盾做淡化处理。随着金融危机的缓解，美国从去年年底开始提高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调门。事实上，奥巴马见达赖与刘晓波事件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按照一些美国人的解释，既然中国在去年圣诞节宣判了刘晓波，那美国就可以选择让奥巴马在春节见达赖。
美国人过去有一个政治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动中产阶级的崛起，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西方民主在中国的推行。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确实崛起，但是崛起之后并没有对西式民主表现出过多的在意，反而是开始享受有车有房的生活，并没有萌发西方所期望的所谓“政治诉求”和“政治冲动”。
这样，当美国意识到过去对中国的战略失灵时，就会找更灵的东西，哪套东西奏效就用哪套。于是，他们在历史中找可能性。当年西方对付前苏联时，曾经试图通过破坏苏联外部形象，挑起内部冲突来瓦解苏联。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我确信，那套东西对中国仍然没有效。
这两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刘晓波只是这种人权政策的符号而已，这种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觉得语言的力量挺强大的。在价值观方面，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是一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这种一致性的其中一部分。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不像美苏当年那样，但就全世界而言，西方价值观依然呈包围中国的态势。要是说到中国国内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他们会居高临下地告诉你，100年前我们就这样，你们只不过是在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阶段。所以，这两年国外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就是按照他们构想的逻辑来的，他们依然以为中国会走上他们的道路，但现在中国越走越快时，他们的心情就复杂了。
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晓波这事可以说是偶然中带有必然性。诺委会即使不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也会颁给其他让中国难堪的人物。必然性的根源是西方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集体焦虑，过去30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选择与西方的合作，持续不断地融入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与西方不同的体制和模式。这种崛起给西方造成了困惑和两难选择，中国并没有如西方期望的那样在开放和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生内部演变，而中国发展和开放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又使得全面遏制中国成为不可能。在这种两难困境下，西方只能利用尚存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优势来牵制中国，其策略手法可以称为“软进攻”：政府退居幕后，把非政府力量推到与中国对抗的前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访问北京时宣布“人权不应该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因素”，在双边政府层面努力维护合作的大局；同时，美国利用一切机会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政府力量在人权、环保、贸易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从“3·14”事件、“7·5”事件、“谷歌”事件到现在的“和平奖”，都能清晰地看出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对华策略的变化。
搞这种诺贝尔和平奖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张胜军：现在西方正处于一个战略矛盾期。西方其实愿意看到一个发展和开放的中国，但当中国正在不断发展民主，却又没有搞西方那一套，他们就开始关注中国人权了，但这一套是非常虚伪的。事实上，他们真正焦虑和矛盾的关键点还是在于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西方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这让他们一时接受不了。
从理性上判断，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没有任何威胁。但是西方总是基于想象感到忧虑和矛盾，不敢大胆拥抱中国，因而有时候会胡乱出牌，此次把和平奖给刘晓波就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王小东（北京学者）：中国现在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增加得非常迅速,记得一位在工科大学工作的朋友曾说过：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他们学校一般项目的经费增加了10倍。不管科研体制有多少问题，5到10年必见明显成效———当然我们希望体制问题能够得到改进，让我们能够进步得更快。在这样一种形式下，从美国角度看，它的感觉压力很大。比如说美国自朝鲜停战之后，军事方面在东北亚一直是安全的。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美国在韩国和日本的基地仍然基本上安全，但中国的中程导弹越来越多，就算只装常规弹头，在美国眼里已经是巨大威胁了。虽然中国没有意图要挑战美国，但美国人在意的是你的实力，而不是意图。只要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不管其意图如何，都是威胁。中国人谈不上勇敢，但是勤劳是肯定的。这种勤劳将带来巨大变化。大概在5到10年左右，现在世界上很多高科技产品就会被卖成白菜价。因此，美国感到紧张毫不奇怪。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未来几年中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不是人权而是经济稳定。
美国压人民币升值是假，关键在于美国成功地制造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加上自己滥发美元，这等于号召投资资本往中国灌。房地产泡沫打不下去，中国自己的产业资本也吸引到泡沫经济，破坏中国的经济稳定，技术升级就没钱了。如果没有国家有效调控，一定会走向泡沫并且崩溃。
第二就是资源，特别是铁矿石。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有7年潜力，其制约主要是铁矿石。中国的钢年产量超过5亿吨，有基础建设的需求。美国现在是9000 万吨，说明它已经过了重工业化阶段，中国还没有。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汽车、农民进城，都需要钢铁。要是没有铁矿石，我们没办法完成重工业化，更谈不上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总之，只要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那些鼓吹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就没话说了。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其实我觉得咱们早已挂起“免战牌”了，新时期的中国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经济贸易手段，实现互利双赢，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说的“文”一点，这是超越了旧时代的“生存空间理论”，往前走了一步。今年夏天我在日本时有一点感触，二战前日本曾用侵略扩张的办法争取生存空间，怎么样呢？害人害己嘛。战后，松下、三洋倒是为日本民族开辟了新天地。我们中国人也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方式，而且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靠挣一点辛苦钱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但这样他们还是不接受！他们这60 多年白过了，西方精英的历史观一点没进步。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从1971年算起，到2008年，这一轮全球化经历了将近40年。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全球秩序发生大变化的过程。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活跃和重要，非西方的国家力量在崛起，全球化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真正具有“全球性”。以全球金融危机和其他全球性的危机或者问题的集中爆发为标志，这一轮的全球化终于走到一个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目前，不仅传统的西方世界，而且非西方世界，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选择决定下一步的趋向，决定国家和文明的未来。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时，指责小布什总统带领美国“走在错误的路上”。问题是，现在奥巴马政府是不是真的把美国领到正确的道路上了呢？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会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
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危机
庞中英：世界上有人也许判断或者主张美国与中国通过“新冷战”的办法解决“中国崛起”的问题。但实际上，“新冷战”也许很难“打”起来。现在中美经济关联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跟美苏当时经济上缺少高度相互依存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次全球化的终结，使美国出现严重的国内困难，美国的国内经济转型、结构性失业，竞争力以及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军事等实力在全球“拉”得过长等问题，都不会容易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有效的、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西方和美国的问题或者中国的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西方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下一步如何走，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
房宁：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背后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此前政治合法性本质是压制与管束，“新政”把“压制合法性”变成“福利合法性”，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惰风四起。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以至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这不是小问题，它也许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衰落。现在西方对待新兴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弄个什么“和平奖”恶心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王小东：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变懒了。美国议员纷纷做广告骂中国，但说来说去无非也就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有点知识水平的美国老百姓也觉得理亏：你实在不好意思说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就是不对的。中国现在的主要倾向是思维与实力不相称。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实力现在增长得很快，思维却仍然停留在失败主义阶段上面。什么是冷静的思考？不是贬低自己、夸大别人，而是恰如其分地估价自己和别人。不管是反美的，还是亲美的人士，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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