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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是要改变现状，而所有改变现状的欲望，都受理性的支配——理性的思考现实社会的不足及改变不足的可能性与方法。理性依赖于自然法则，崇尚一切自然的赋予，崇尚自然赋予的肉体、精神、自由。这是道德的理想命题，在现代社会这一命题又被理性解读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分的法权观念。就是说，自然法则在理性的作用与推动下建立了一个固定秩序——法的秩序。然而这一固定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革命总是周期性的发作，不管是科学革命还是政治革命都能引发新一轮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各种势力之间的激烈交锋，从而力图保留或改变现实状态。
所谓自然法则就是指人类社会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这一法则与现代理性结合通过国家形式加以确立。这一确立需符合自然法则的原始正义也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推演出“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
人类从本质上讲，无法超自然，一切超自然的企图都是事与愿违的。这里所说的“超自然”是抽象意义上的，从人类整体看，超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的可能与条件。但是，作为每一个个体，他又不能完全顺从自然，不能顺从于自然的等级，不能顺从于自然的冷暖，不能顺从于自然对精神与肉体的制约。人是有理想的，理想的构建与实现需要思维与理性的参与。构建什么样的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与手段才能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所有这一切问题都需要借助于理性加以诠释，加以解决。
革命，不管什么意义上的革命都受理性的支配，区别只在于：不同理性之间对不同的历史、时间、地点、事件、问题，人物作了不同的解释、给出不同的结论。客观的讲，这一切不同都在理性范畴内。原因很简单：理性的思考反映的只是思考者的理想与愿望，这种思考并不能保障所有理想与愿望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没有一种理性可以解决所有个人问题，实现所有人的梦想。
理性的作用虽然有限，但还是舍弃不得。人类进入文明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来处理和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利益分配。在这时，理性不是真理意义上，绝对意义上的，而是比较的结果或者说是经验的汇集（不要简单的将经验与理性对立），相对于繁杂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事务，理性的作用要优于一厢情愿。很多人把一厢情愿也看做是理性，这些人实际上是抽掉了理性的内核——客观，而把理性解读为“真理”或“绝对”——即只有自己认可的是理性，而将其它理性排斥在外。
革命是改变现状，改变什么样的现状或者说将现状改变成什么样子，这是理性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理性，人们没有改变的理由与动力，所有希望改变或为改变而付诸于行动的人从广义上看都是革命的实践，同时也都是理性的实践。区别此理性与彼理性之间的不同或者用一些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的观点证实所谓的“非理性”，都是对理性的曲解。是否是理性的，不能只从结果上加以否定——成功与失败都可能源于理性。比如战争，是理性企图避免却无法避免的，而每一次战争的成功与失败都不能仅仅给交战的双方一个“非理性”的结论。于是，我们发现：理性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她不是一个规律，一个教条，一个可以无数次复制理想的机器。
理性的词汇在政治领域被普遍运用，可经常性、习惯性使用这一词汇的人却有意无意的对理性加以曲解，甚至于到了危言耸听的地步。在这些人看来，革命目地的纯洁性要用手段的纯洁性加以保障，唯一的目的决定着手段的唯一，否则就会尸横遍野。这一恐怖的推演与描述，让人心惊肉跳，莫非我们一切现实的努力，现实的抗争都只会造就又一个悲剧？或者说，我们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只能继续的忍受现实强加于我们的一切，无奈的依附或指望一种“唯一”？
当理性企图像自然界那样有规律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像“真理”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像程序那样可以无数次的复制，她就不再是理性而是僵硬。也就是说，理性没有唯一。
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中国的政治是肮脏的，不是信仰与好人的游戏，好人参与其中只能自取其辱。”有人质疑道：“我们都不是好人？或者因为我们是好人就不该加入其中？”我的答复是：其一，你面对的不是好人；其二，你不能只想做好人；其三，好人与否不能只挂在嘴上。第一个回答，我是在说一个现实，搞不清一个现实或者混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你就不具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比如，“互动”与“和解”还只是一个理想而非一个现实。第二个回答，是在谈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你只想做好人实现不了你的目的。在人类，好人多的是，但要把事情做好，尤其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光想做个好人远远不够。第三个回答，是在说：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是凭你嘴上一说，要用行为来证明，而且某一种行为是否可以证明你的目的尚且存疑。比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出自己座位的人，是否就证明他有爱心？我分明看到这样的一幕，让座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同样一个人的不同行为可以给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好人或坏人？或者他的前一个行为是好人后一个行为是坏人？
很多时候，判断人的好坏没有意义，也不太容易，我只需要知道，一个行为的目的。再比如：曾经的一位“战友”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搞民主不就是为了找条出路，现在出路有了…….”这句话没什么，选择吗，可是我想问的是：当年他那些煽情的讲演，亢奋的行为其目的是什么？他的这段话证明的是，他的行为与他当年常挂在嘴边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几十年过去，才知道了他的行为的真实目的。我并不是谴责这种人，我只是想说：“人不必总招摇一个‘假’的目的而隐藏另一个真实目的。其实，那个真实目的没有那么丑陋，何必多此一举？”。所以，我说：好人未必要挂在嘴上，你不说自己是个好人也许有更多的机会去证明你是一个好人，去实现你的真实目的。
理性也一样，不表现在嘴上。真是为了实现理性的目的，（还假定这个目的是真实的、高尚的。）就不必打着理性的大旗招摇过市，就不会只热衷于把理性当作武器去企图占领真理、道德、价值的制高点，更不会以捍卫理性的权威为借口去谩骂，侮辱持不同观点的人。这些做法都与目的毫不相干，无法证明你的这些行为是为了实现你嘴上说的“目的”。就像有人谈“启蒙”，还说出一个“自我教育”的理由，拜托，搞清楚概念没有？谁启蒙谁？您要老是个被启蒙者，就别总是把“启蒙”挂在嘴边。您有半瓶子水，可以满世界晃荡，可是，您可千万别拿那半瓶子水当 “知识”，就不怕误人子弟？
改变的企图或行为，都是广义的革命，由此，革命并不恐怖。就像穷困者谋求富有，科学谋求进步。革命的理由都是源自理性的欲望，自然界不谋求革命是因为他没有理性的冲动。理性是中性的词汇，既不高尚也不卑微，经济层面的理性实质上就是为了利，这没有什么不光彩。不要一谈理性，整个人就徒增了好几米，看谁都是小人。傲慢与高贵就是一种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感觉，不能当饭吃，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您要西装革履，自己掏钱，别人可没有义务付费。你的理性与我的理性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改变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现实，都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状态——当然，这只是一种欲望，理性的欲望，可否实现则另当别论。
201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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