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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大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述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那你就更不应该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邓力群说：“哦，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那你就回去等着吧”。
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中。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偏心。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 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 “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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