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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高兴极了，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上来。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 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为了尽快地把档案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三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拿着中国人开的目录寻找档案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他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这批档案后不久，巳经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的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有完事，沈志华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干了7年，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八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因为是自己投资收集来的而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们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位为沈志华拍摄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回忆说：“ 2001年1月中旬，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一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马下停下一切，打开笔记本电脑很快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沈志华“囤积”的档案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受到赞誉，就是在国际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去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为纪念中俄建交55周年举办的俄国档案、图片展览，就完全委托给了沈志华独自创办的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来操办。
沈志华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会存在于教科书中，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在他眼中，只有档案才是会说话的历史，从中，他看到了太多别人看不到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中国史学界后来给他冠上一个“异类”的名号，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了这批档案，因而有资格常常独发异响的缘故。在一个又一个的史学研讨会上，他可以用看似轻松的语调，一句话便否定了半个世纪中国人业巳形成的固定观念和认识。比如说，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反右运动之间有着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被扣上“中国纳吉”的罪名？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高层决策会上，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出兵的声音，后来连他自己也说：“在朝鲜战争出兵问题上，中国只有一个半主战派。”而当斯大林拒绝派出空军支援志愿军，连那被他当做“半个”的彭德怀也改变了态度时，毛泽东为何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对其它领导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毛泽东雄才大略，遥居深山村舍指点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接连奏凯，为何偏偏在朝鲜战争中失误连连，两次与胜利失之交臂；朝鲜和中国的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究竟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果真如此？有什么证据表明金日成掌握了朝鲜大权之后，对中国就只有利用而从未有过信任？中苏从密不可分到公开分裂，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罩上了层层迷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稳定与逐步开明，国防事业的强盛，中国逐渐揭去了往日神秘的面纱，也以更加自信更加透明的形像展现在国际大舞台上。
许多当年的参予者、知情人，纷纷撰写回忆录，回顾共和国历史上一桩桩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重大事件。可是，由于时间久远、感情倾向，意识立场，以及“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种种原因，往往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而拥有第一手原始档案，并下足功夫的沈志华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的真知灼见，不仅常常令人惊叹不巳，还一次又一次在海内外史学界刮起了强劲的 “沈旋风”，对许多早巳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在他的重点研究方向上，诸如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风风雨雨、中苏朝三国领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内幕、波匈事件对中国政治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等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无不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近十余年来，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港澳台，在亚洲各国大学里的历史专业课堂上，沈志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律也是最高的。他的著述并非官方教材，却在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借用沈志华一双慧眼，来洞穿重重迷雾，看一看这些经过他艰苦“拼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历史图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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