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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刘晓波他们的谈判促成的最后一批广场坚守者的和平撤离，天安门前真的会血流成河，共产党担负的杀人罪名将严重得多，之后它要度过六四屠杀造成的难关也会艰难得多，也许就过不了这个关头，历史就得重新写过。当然，历史的虚拟式没有现实的价值，祇有思维操练和逻辑推演上的意义。但无论如何，今天共产党当权者至少不应该忘记，当年刘晓波等人挽救了广场上数千名年轻人的生命，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老百姓和政府当局都是一个大善，是历史功劳。
有些批评者指责刘晓波六四事件之后在电视讲话中说六四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没见有死人是为中共的屠杀“洗脱罪名”，这种批评缺乏事实根据。由于中共当权者对资讯的垄断和刻意掩盖，人们对于六四屠杀事件的全过程以及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无法得到清晰的暸解。刘晓波是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的当事者，他所表述的是在自身所见范围（天安门广场，而不是木樨地、复兴门或长安街）获得的事实。个人的经验判断祇能用个人的经验判断来否定，而不能用一般的逻辑判断来否定。如果批评者中至少有一个也是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在场者，此人提供其所见事实是在6月3日深夜XX时或者4日凌晨XX时，在广场XX地段见到XX个人被军人所杀，这种批评就有说服力。可惜在那些起劲的批评者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当时在广场呆过，祇是远距离的隔岸观火者。
回想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来，在处理那些红军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时期、解放军时期出山的各类老干部中的犯罪者时，从来都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历史战功，采取将功抵过或者将功赎罪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现时的中共执政者对今日无罪昨日有功之人刘晓波判处得如此狠毒，无疑是恩将仇报。人们不需要太复杂的思考就可以看到，与20年前相比，在对待刘晓波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份子的处置上，胡锦涛政权比邓小平、江泽民政权似乎更为凶狠。
共产党的政治手段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里也有，在台湾政客那里也有。但是由于宪法、法律的限制，法治国家中政治手腕随意性的空间比较小，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客可以将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这是当代中国的一大悲哀。
第三，共产党极权统治造成了中国的非常态社会和人物
共产党使得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知识份子不务正业
刘晓波的经历非常独特，可以说是非常态的中国社会中的非常态个体。以后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中外学者中，估计会有人撰写关于刘晓波的专论（刘晓波获奖消息传来，我与朋友商议准备编一本《论刘晓波》文集，后听说香港有这类书飞速出版而放弃）。刘晓波属于人们简称为“老三届”之后的一批人——我在这里试称之为“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老三届是值得中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一个复杂的特殊群体，指的是文化革命开始时尚就读于初中和高中的，应当在1966、67、68三届毕业的学生。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更为复杂，他们年龄更小，那时还没有进入中学大门；或者虽然年龄相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学学业。他们带有老三届的大部分特征而且表现得更加强烈。老三届被文化革命强行中断了中等教育，又被阻止按常规继续获得高等教育；后老三届或者外老三届则从接受初等教育开始就变形，并与老三届一样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简言之，对于老三届和后老三届，社会没有提供常态的学校教育，却让他们过早地在工厂农村取得了超越自身年龄层次的社会经验；也同时摆脱了传统教育制度的羁绊，在少年时代获得了普遍不自由社会中一小片自由的天空。这种特殊经历对他们今后的发展带来了长期深刻的心理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批“老三届”、“后老三届”以及“老大学生”（指文革中在大学就读的1961至1965年入学、1966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通过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和1978年恢复的研究生招考制度，潮水般地涌入了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由于高校考试科目的基础覆盖面较大——比如文科也要考数理基础，而研究生考试科目相对集中在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此时发生了一批人在77年高考落榜而在78年顺利靠上研究生的“奇迹”）。这些年轻学子们在大学图书馆和阅览室中找到了前所未见的新世界，阅读西方大师小师们的著述，一往情深地追求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民主，人本、人性和人道。他们一下子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发现以往熟知的语录之浅薄，看看中国那些个“精神领袖”、“青年导师”也不过尔尔。他们带有痞子风格勇敢地批判各种权威，向各个领域包括自己不懂得不熟悉的领域无畏地进军，寻找捷径快速出名成家，形式风格比较张扬。在之后80年代“反传统”、“全盘西化”和“文化热”中，他们东冲西撞，作文演讲，充当急先锋。
刘晓波成了其中的一个典型。文革开始时候他才11岁，学生时代和文化革命同时起步；14岁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19岁作为知青插队到吉林省农村，继而在长春市当工人。1977年22岁时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1984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6年开始读博士学位，1988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刘晓波的学历是不完整的，几乎没有小学、初中、高中的常规基础，大学本科5年比较厚实，随后两个两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则显得快捷。之后，崇尚创造力以及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认为全盘西化就是现代化且讨厌“中国特色”民族性的北京师大青年教师刘晓波，将矛头直指以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和阐述美的历程起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用个人主体性驳斥集体主体性，以“现代化”立场反对“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黑马”。
可以在此时的刘晓波身上找到一些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对西方学术界精细严密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的罗素的数理逻辑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又频频对诸如“中国人”、“中国知识份子”这类全称概念发动猛烈的攻讦，全不顾自身逻辑上可能出现的漏洞；一方面他力主平等的批判辩论，宣称不做俯视众生的神仙和仰视权贵的奴隶，另一方面，在书名为《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中，对所抨击对象的言论不加征引，没有出处，一泻千里地自说自话，毫不遵守学术辩论的规则；一方面被公认为是新时代的狂人，宣称中国需要300年殖民地，指责北欧汉学家大多是废物，另一方面又不乏自知之明，坦承自己空白得太惨，落伍太久，心甘情顾地从头学起。1988年，在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中，在教委主任何东昌的阻拦中，无所畏惧的刘晓波聪明地请来50年代的胡风分子、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出任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任，这位思想包容，又是体制内官员的坐镇，使得刘晓波的论文顺利通过。
在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后面，刘晓波始终如一地坚持的是崇尚自由，反抗权威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美学，也可以看作是一份自由宣言书：祇有当个人从各种集体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自由才有可能。刘晓波痛斥“在保持和巩固绝对的等级专制的权力的前提下，通过把群体、社会、人民抽象化、偶像化、神圣化而全部剥夺掉每个个体的具体权利。”
作为共产党主要文化对手之一的刘晓波就是这样产生出来了。199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将当时走红的全国政协专职委员何新（与刘晓波同属“后老三届”）与受难的刘晓波作过一个比较：“多年前在大陆与学生闲谈如何成名，我戏称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刘晓波法，一种叫何新法。前者是抓住一个名人开战，后者是拉一个名人作依靠。当年刘晓波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确实是在对李泽厚进行学术批判后才为学术界知晓的。我和同事们知道何新的名字，是在读了李泽厚为何新第一本着作《诸神的起源》写的序言之后。……刘晓波、何新所走，代表了两条不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道路。刘晓波继续在反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反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反专制政府这个更强大且可怕的权威。何新继续在依靠权威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从借助李泽厚这个学术权威到靠向中国共产党这个超级全能的权威。”（“评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中国之春》1991年3月号）
刘晓波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典美学，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198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他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之后又到美国作学术访问。在一个常态发展的社会里，刘晓波在大学任教之后理应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搞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够他折腾一辈子。可是，1989年的中国改变了他的学业航程。这么多年来，从刘晓波笔下吐出来的几乎全是政论时评。文学——美学博士演变成了一个政论写手，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不务正业，而这种不务正业又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宣布拨乱反正，但是很快又重韬覆辙。当权者制造的大环境把大批中国知识份子引上或逼上了新的歧路。就1989年之后的刘晓波而言，还是钟情于自己原有的专业领域的。在1993年刘晓波再访美国时我对他的采访中，讨论过他在中国大陆所作的关于大众文化的1500人的调查。当时他表示自己将来还会写文学评论、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东西（亚衣：《流亡者访谈录》，230-240页）。回国之后，他果然与小说家王朔合作了文学批评对话论集，并在2000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人赠我蒙汗药》。这本书通过王朔与老侠（刘晓波）的对话，对大众文化、知识份子、中国电影、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明等话题进行了尖锐锋利的评论。大众文化的无聊和某些知识份子的无耻是书中两大论题。其中对红灯笼张艺谋、黄土地陈凯歌导演们的投机，对余秋雨故作深沉的一唱三叹，赵本山装疯卖傻的庸俗小品此类浑浊、劣质文化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精彩之极。在我知道了刘晓波这个颇为成功的专业活动之后曾经设想，也许几年以后他会再出一本文化批评续论，书名就叫《回她什么猫头鹰》——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本份贡献。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刘晓波很有可能成为当今中国一代宗师式的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授。
实情的真实发展并非如此。手头有一份刘晓波2005年至2006年我所经手的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文章的清单，其中大多是政治或者政治史的评论。2006年，博大出版社出版了刘晓波的论文集《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刘晓波认为民族主义本为善恶双刃剑，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连“双刃剑”都不是，祇是单刃毒剑。——顺便说一下，这个书名在语文上就有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单刃之剑，凡剑均为双刃；单刃兵器谓之刀。没有单刃剑，单刃毒剑也就无从谈起。刘晓波此书名是对被文人们普遍使用的“双刃剑”这个冗词或赘词的不当引申（详细可以见拙文：“关于‘双刃剑’一词的质疑”）。语文用词的错失还不是大问题，可是倘若有细心的读者将刘晓波书中一系列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深刻批判文字同1996年8月他与王希哲合作发表的《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中激昂的民族主义语调作一对比，还会发出更多疑问。现在无法就此向刘晓波求证，我猜测“宣言”中有关这一内容主要是王希哲的观点，这可以在1996年我对刚到美国的王希哲的访谈中找到佐证（亚衣：《流亡者访谈录》130-132页）。
共产党制造的社会环境使得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刘晓波以大量社会政治题材作为写作主题，一方面是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另外也是出于无奈。他痛惜失去了酷爱的大学讲台,没有可能再从事原先的专业研究，而且还需要稿费收入维持生计。常态社会里的自由撰稿人和非常态社会中的不自由撰稿人为了稿费写作，如同工人职员上班拿工资那样无可厚非。也因为如此，来到海外的一批流亡者，无论以往专业领域为何，祇要会写字，都可以成为政论家。刘晓波近年来的写作题材绝大部分与原专业无关，也有比较明显是为稿费写作的。共产党剥夺了他正常就业、做学问的权利，又迫使他不得不以许多精力钻入非本行的题材中辛苦经营。可以这样说，共产党毁掉了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哲学家刘晓波，共产党又造就了一个杰出的政论时事评论家、宪政民主政活动家乃至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正是当权者共产党造出来的。写到这里，我想起当年采访刘晓波的时候他说的一段话：对手的愚蠢给你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光环，大陆的英雄严格地讲是共产党制造的。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在今年宣布刘晓波得奖前后曾经遭到中国政府多次施加压力。其实挪威方面完全可以坦率地告诉中国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刘晓波这个和平奖得主。我以为，一年前中国法院重判刘晓波的时候，缺乏远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会想到今天的这个结果。
第四，刘晓波给中国知识份子的启示
这一次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社会的双重意义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在全世界面前得到了一次立体显示的机会。我以为其个人特征少可以给中国大多数知识份子提供如下三点启发。
一是他所具有的严厉的忏悔精神，毫不留情，有时简直鲜血淋漓的自我解剖。这种精神在他年轻时代的文章讲演中已经具有，在六四之后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表达到了极致：其中有对自己投机、自私心理以及“认罪”行为的深刻忏悔。尽管他是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仍然忏悔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也许这种自我解剖过于彻底，反而招致有人对他的忏悔心生疑虑；有些人则被刘晓波对“伟大运动”中的丑恶的批评触到痛处，反过来说刘晓波给太阳抹黑；共产党历来不容许对革命、人民、党的正义性之类有任何怀疑，当然绝对谈不上忏悔。中国需要的是忏悔，而不是故意抵赖或无意忘却。共产党建政以来，在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在内的历次大小政治运动中，制造出大批变节、出卖、背叛、告密和同流合污者，可是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1989年六四前后撤退、转进、外逃的英雄们中，又有多少人为当年的真假激进行为和过失检讨自责过？刘晓波是至今为止我在中国知识界遇到的最具有自我解剖精神和忏悔行为的人，这种精神和行为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完全对歭。也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他在监狱里听到诺贝尔获奖消息之后流着眼泪对妻子表示，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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