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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守知识份子的独立品格，远离权贵，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年轻时敢与权威争高下，到如今不向霸王让半分，这是刘晓波的真实写照。看看今日中国的酱缸，“学而优则仕”的优秀传统年年发扬光大，且不说那些寄生于中南海的皇家幕僚和智囊，或者各个层次的卖身投靠者，即便是号称“体制外”的一些个体，也已经锻炼得几乎炉火纯青。他们尽心提高打擦边球的球艺，常常恰到好处；他们关怀着老百姓的痛痒，同时又考虑到当权者们的苦衷，精确地评估文字风险，确保自己出入国境和出版新着的自由；他们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却喜欢以上帝的名义打压其他异议人士；某些名声嘹亮，以敢于发表新论著称的“公共知识份子”用优雅的姿势和堂皇的理由避开了在高危险的《零八宪章》上签名。在海外，当年共产党的精英，昨日民进党的宾客，今天国民党的贵人，三套衣服在一些人身上换穿不停。文人理应崇尚傲骨，在祇见媚骨的当代，刘晓波的傲骨与反骨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对极权体制和平的长期不屈不绕的抗争，这不是一时怒发冲冠的拍案而起，而是长期不悔；不是以暴向暴，而是和平理性。为了中国百姓的未来，甚至可以作种种妥协，一批人因此在反对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中称刘晓波是一个“有争议的‘合作派’代表人物，甚至说《零八宪章》主张的和解合作是“少数人的幻想或者骗子的骗术”。说这些话的人不妨回顾一下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它声明不打算变成政治反对的基础，不打算提出自己的政治或社会改良或社会变革的纲领，企图与政党和政府当局进行建设性对话，在可能犯错的冲突场合中担任调解人角色。
我理解签署《零八宪章》是一个“和而不同”的运动。此文件最初签名者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上万人，这么多人不可能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毫无歧义。但是在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上，大家认同一致。而在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的19项主张中，在财税改革，联邦共和，寻求社会和解上都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至于“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的结论，也大有可商榷的余地。《零八宪章》在技术上也略显粗糙，记得我当时收到这个文本的时候就发现，“宪章”对签署者规定的格式是写明姓名，所在地，职业，但是有40多人在“职业”栏中写的是“维权人士”、“人权工作者”、甚至还有“北大右派学生”这类非规范表达。所以当时在《北京之春》发表《零八宪章》的文本时不得不在最后作了一个说明：本刊依来稿原件发表，对文章内容未作任何删改，包括某些签名人士未按照签名规则规定之签名格式填写职业项目之类。（《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
《零八宪章》所宣扬的基本理念与专制政权截然对立，《零八宪章》所主张的前进道路是和解合作，正因为这样，这个签署运动才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和镇压，才导致对刘晓波的重判。此时此刻，一群男女精英和非精英在海外自由安全的环境中高呼革命的激进口号，一脸正气地反对在中共监狱中坐牢的刘晓波的和平妥协，真可谓是一幅滑稽的图景。有人在网络上以写侦探小说般地猜度中共当局判处刘晓波重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猫腻”，那更是落井下石的不厚道之举。
刘晓波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表扬中国政府做出签署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肯定人大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还特地提到北京半步桥看守所设施上的改善及人性化管理，提到刘姓管教的真诚、正直、负责和善心。在这里，刘晓波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共产党政权的敌意。可以说，“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是打动诺贝尔和平奖评定委员会，使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文件。面对罪恶的国家机器，面对着判处自己重刑的共产党人，受害者刘晓波大声宣称“没有敌人”。这就是和平奖得主的境界，一个很多旁人听不懂、学不会的境界。
刘晓波获得和平奖，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上述的刘晓波的忏悔精神、独立精神、和平精神的充分肯定，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如哈维尔等人所说，通过颁授此奖，将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与刘晓波携手并肩，继续为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坚定奋斗。刘晓波得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面旗帜，和平的宪政民主的非暴力的旗帜。这面旗帜会使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逐渐深入民心，独裁专制或者权威主义威权主义不得人心；使得和平非暴力的宪政民主道路在充满暴戾之气的中国深入人心，暴力革命以牙还牙的方式不得人心。从达赖喇嘛的中道思想到刘晓波的宪政民主，和平、和解之意一脉相承，它会在十多亿中国人心中潜移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仅仅宣称热爱和平远远不够，还需要那种深入骨髓的和平理念，包括将残酷迫害人民大众和自己的政党和个人也不视为敌人。今天还在监狱中的刘晓波让以往轻信暴力革命救中国的人换一种思考：祇有宪政民主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怕的不是高举大旗上街号召人民拿起枪杆武装抗暴，怕的是挨家挨户轻声言说保障宪法实施和维护公民权利。
兴高采烈地欢呼刘晓波得奖的人们应当预见到这一事件对中国文化知识界可能发生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在远离政治喧哗的专业学术领域中的努力创造者会更加稀少，在非专业领域中冒险投机者会增多。上世纪70至80年代，就在刘晓波们到处呼风唤雨奔波演说，一批人竞选人民代表的时候，少数不为时风所动，愿意沉下心来走纯学术道路的研究生基本上在自己的学术圈子里苦心耕耘。20多年来他们已经在专业领域中显示出领导作用，成为今天中国各门学科的栋梁。然而，当年他们耐得住寂寞，今日却担忧弟子寥落。
几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化得不到顺利发展的原因，就是共产党造成的制度胁迫、诱惑知识份子向权贵献媚靠拢，充当各级书房行走；剩下的优秀知识份子又不得不为民请命，随时随地挺身而出在非专业领域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担任公众社会利益的代言人,使得在专业领域中从事创造性劳动者越来越少。共产党造成的社会环境让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屡屡不务正业，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中忙个不停。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知识份子应当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和生产，而不是在现实政治中过多地发表意见。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与人道关怀是一回事，在本专业领域中的学术生活又是一回事。几十年间，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让太多的中国知识份子以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份外，过问政治；这不是正常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刘晓波不幸成为其中突出的一员。文学评论不见了，美学和哲学的批判不见了，大学的讲台消失了，社会的现实政治关怀盖过了他的原先成为博士的专业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这是共产党对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最大的毁坏，是中国知识界（包括人文、社会、自然和认知科学）落伍的主要原因。共产党迫使刘晓波们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又利用强权将走上这条道路的刘晓波们判处重刑，犯下了双重罪行。国际社会给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共产党反人权行为的否定，又是对共产党将刘晓波从美学家、文学评论家改变为政治活动家这一事实的默认。这个事件可能助长本来已经严重政治化的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年轻知识者不务正业的倾向。现代中国需要的是诺贝尔的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经济奖乃至文学奖；从1989年的达赖喇嘛到2010年的刘晓波，两次诺贝尔和平奖落入非官方人士身上，显得太多，并非中国社会的荣耀；就此而言，获得和平奖的刘晓波也并非中国学朮界的榜样。
我想以20年前曾经就文化创造与知识份子问题写过的一段话与中国知识界同行，尤其是年轻一代共勉：
“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知识份子，要有一种健全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不能与现实社会隔离，把自己锁在职业专家的小圈子里，要像爱因斯坦、罗素那样伸张正义，对社会问题负责地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不可过深地陷入政治问题，被权力和利益的魔性迷住心窍，分散了自己潜心于清文化创作的注意力。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尽力修筑人类的清文化的象牙之塔。在这里，兴趣获得了满足，痛苦寻到了解脱，理性被充分光大，这是知识份子幸福之所在。”（“清文化与知识份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
（2010年10月16日。本文关于法律部分的写作得到过北京莫少平律师、美国纽约项小吉律师的帮助。）
（《议报》456期首发，2011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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