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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最近表示，要防止网络上“仇官”等不正常心态蔓延，引发社会不安，最后倒霉的不是官员，还是老百姓。
美国宪政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警惕权力怀疑官员，把权力和官员当做潜在的敌人。宪法中规定人民有持枪权，可以推翻政府，那就是规定枪口朝政府和官员的。也就是说仇官才有宪政民主。谁的秩序谁的稳定？是人民的稳定，还是腐败分子的稳定？民众的民生民权民族才是稳定，党国的统治与官员的腐败才是国家不稳定因素。不能党国官员腐败，百姓吃药，让老百姓急需牺牲以维持稳定。
民众者失去所谓的“理智”而仇官也只是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能有口饭吃，有衣穿，这已经是社会生活的底线了。生存与体制不可分。当生存与体制息息相关的时候，关键是生存资料也在政府手上，对官员的火气是很正当的。当老百性的生存与制度性疾病紧紧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老百姓肯定是从肉体上即将被消灭的人。这时候仇官是一种为了活下去的正当防卫。
我们可以国家政治生活中看到，总要有一个阶层或者一部分人作为替罪羊或者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公的承受者，不是官员就是老百姓，像美国就是让官僚承受，官僚承受之后，还有退路，而老百姓承受毫无退路，因此，这样的分摊是均衡的，也极大加重做官的成本和风险，让当官成为高度危险作业，不会人人打破头都想当官。如此权力就不会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
世间没有绝对公平，对官员要不公平一些，官不聊生，才是人间正道。要做大官，就应该负如此风险，不能官员额外的好处都得，额外的坏处都推掉。对于西方政坛人物人家来说，上下台没那么重要，就像一次娱乐活动。而中国官员与人生实现不可分离，让他下台等于杀父夺妻。最为重要的是，当官对于个人太重要了，转移成本太高。
没有现实的报应临头，“爱民”这一些说法对统治者而言，只是耳边风。只有统治者置于无时不刻下台被法办的危险当中，他才收敛，只有将统治者置于整个家族连根拔起的危险当中，他们才收敛。
当统治者强势，对他们说话说理，是毫无意义的，是浪费口舌。只有像美国那样仇官，让民众与统治者之间达到均衡，甚至让统治者弱势，对他们说话说理，才有一定的意义。80年代正是文革造成中共的弱势，才有知识分子一定的话语权。
官与民，政府与民众之间，就有潜在的敌意。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民主就是让民众敌意政府，让民众仇官或者说成防火防盗防政府；专制就是让政府敌意民众，让民众默认或者喊好。
对于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一方来说，网络无理性一面并没有什么，他们应该受到折磨。选举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官员的命运是偶然的，自己不可控制，那么就会敬畏人民。据当官的朋友说，权力对人自身，是一种伤害。对于一些人来说，无法掌权比死亡更可怕。官员允许犯错误呢，级别越高，允许犯错误范围越大。毛时代，内部文件规定高级干部玩女人不追究。
权力是必要的恶，中国古话说，灭门的知县。对权力的美化在国民党以降，登峰造极，与君师一体、以吏为师的封建糟粕混合在一起，从而走向民主宪政的对立面。
当官的，难道就应该得到额外的利益，例如尊重，就不应该承受额外的负担么？例如名誉权保护，官员就小。
如果把贪腐官员与家属，推定为共犯，并且允许举证排除，这种做法的株连是符合法律精神的。就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那样。官员作为特殊人士，应该承担比普通民众更高的责任，株连并不是一定就违反人权。封建帝制这一点就很好，要做官，就要承受这种风险。
如果一个苛政即将造成三年大饥荒那样死几千万人，那么大规模杀掉其贪官，有什么不应该？灾难状态大规模来临时，总是要有一方的生命要被牺牲的，不是官员就是百姓。官员能杀掉几个？百姓一死几千万上亿。既然生命都是平等的，与其死大量百姓，不如死少数贪官污吏。
仇官是民主化的巨大动力。民主化并不一定带来稳定，那是病人，病人一动手术，死了。可是病人怕死不动手术，会死一家人的。我们预设了一个必须经历可承受动荡的民主宪政实现过程。害怕动荡是没有出路的，长痛不如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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