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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中国的改革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维护社会稳定的开支甚至超过了了用于军队和国防的费用。这说明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失去了合法性。成立由社会各界参加的中国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还执政党以清白，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进行改革总体审计，从而使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相对顺利。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神话是，中国有改革的总设计师。从执政者和亲历者出版的回忆录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权力下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公民成为改革的主体，正是由于他们创造性地思维和大胆实践活动，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倒因为果，把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执政者，那么，就是对付出巨大代价的普通公民进行精神掠夺。
事实证明，凡是政府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无不以拉大贫富差距为代价。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自发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场改革之所以惊心动魄，就是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当时宪法的规定。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当初安徽的决策者思想观念保守，采取断然的措施加以阻挠，那么，包产到户的改革或许不能成功。但是，从改革的历史角度来分析，恰恰说明执政者不是改革的推动者，相反地，还有可能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以身试法，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绝大多数城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则小心翼翼地通过承包租赁，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在国有企业承包租赁改革的初始阶段，即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具体的操作规范，所有的承包合同和租赁合同几乎都是暗箱操作。国有企业的发包人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承包人签订合同，从而使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到权钱交易的陷阱之中。当国有企业通过“管理层收购”变成私人企业之后，国有企业的职工实际上已经变成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决策者看到了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后代参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且与海外的投资银行沆瀣一气，通过包装上市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转化为海外金融资本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资本证券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价值被大大低估，而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承销商及其关联企业则通过低价收购国有企业的股份成为不劳而获者。令人感到忧心如焚的是，那些决策高层的后代在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不仅从国有企业股票上市承销中获得大量佣金，而且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了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人。
这场以国有企业股份化为幌子，以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为手段，通过国有资本的证券化交易，把国有企业变为少数人获取暴利工具的改革，几乎每天都在中国上演着。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是要秋后算账，而是要提醒后来者不要忘记中国改革开放所付出的巨大成本，并且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审计，发现我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来的改革开辟正确的道路。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面对中国如火如荼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立法机关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我国《立法法》干脆将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事项的立法权直接授予行政机关，这就使得主导改革的行政机构既有规则的制定权，同时也有规则的执行权，当然还有规则的解释权。这种改革的路径选择，使得中国改革必然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部分经济学家试图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辩护，认为在评估国有企业价值的初始阶段，由于没有可靠的参照物，因而海外的股票承销商给出较低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些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改革的正当性和改革的结果混为一谈。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合理是一个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是否科学则是一个法律问题。假如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不清晰的情况下，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那么，必然会损害公众的决策权。换句话说，作为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人，普通公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被彻底排除在外。正是这种剥夺所有权人决策权的改革，使得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初始阶段就失去了合法性。
设立中国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政治的角度乃至法律的角度对中国改革进行历史性反思，并且通过调查改革开放的具体案件，重新发现中国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如果被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所迷惑，而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问题，那么，中国未来的改革还会重蹈覆辙。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中国改革30多年，几乎耗费了一代人的青春。当那些改革的始作俑者溘然长逝，改革的历史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很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历史性的反思。趁着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仍然健在，人们有必要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并且通过相互印证，接近乃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前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夸大改革开放成就、贬低或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成就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它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无法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发展线索，一个是以权力的下放为表现形式的行政改革，这项改革表现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财政包干体制和后来实行的分税制。可以这样说，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度减少，因而中国的经济活力被激发出来；另一个则是以实物资产的货币化为表现形式的资本改革，这项改革改革使中国资产的规模急剧膨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元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所谓实物资产的货币化，就是把那些早已存在的但却没有进行货币化评估的资产，通过货币化评估，实现资产的商品化和证券化。在这个过程中沉睡千年的土地成了少数人谋取暴利的工具，曾经以实物福利存在的收入分配体系被彻底地货币化所代替。这场改革使得那些拥有实物资产或者管理实物资产的决策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通过推行货币化改革，成为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人。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与俄罗斯的改革何其相似乃尔。
当年俄罗斯在推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少数金融寡头通过收购国有企业的股份，控制了俄罗斯的国民经济。与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像俄罗斯政府那样通过严厉的执法措施，将俄罗斯的金融寡头绳之以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他们仍然左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这就使得中国的改革不仅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而且背离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但是，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与资本拥有者恶意串通，通过囤积土地高价转让，从而使得土地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执政当局显然意识到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本世纪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早已形成，他们互为犄角相互支持，因而中央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当前迫于公众的强大压力，中央政府不得不敦促地方政府加快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试图通过改变供需矛盾，逐步缓和因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然而，大错已经铸成，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已经陷入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之中。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很可能会最终加重普通居民的住房负担，房产税的征收很可能会成为少数房地产经营者获取暴利的契机。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暗流涌动，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做好了携款潜逃的准备，他们试图利用海外资本市场，继续操纵中国的房地产业乃至其他行业。
成立中国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持续下去，从而让人民主权原则真正落到实处。成立中国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也是想要从根本上纠正中国实物资产货币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避免中国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可控制的历史过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政府的权力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借助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扩大。从表面上来看，普通中国公民参与改革决策的机会逐渐增加，但从本质上来说，由于改革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如果不能向公众公布改革开放的历史真相，那么，中国未来的改革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危机。
笔者建议尽快设立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就中国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历史性问题进行总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甩掉历史的包袱轻装上阵。假如让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或者让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垄断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那么，中国的改革就会失去民心。部分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看作是中国民主决策的必然结果，他们被公众的广泛参与所迷惑，以为未来的改革就是民众参与的改革。笔者不得不大胆指出，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不从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清算改革机会主义，重新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那么，中国未来的改革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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