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在“茉莉花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重点议题包括讨论和通过“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在今年的会期不缺少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它也不乏历史的机遇来为中国的未来探寻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此次会议突出反映出的却是，在中国领导层内智慧、远见和勇气的匮乏。
“两国当道”
现在的中国人大系统是“两国当道”（吴邦国和王兆国）。在此之前，中国的人大系统上上下下采行的“迈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扩权策略，给中国政治生活增添了活力和亮点。尤其是人大系统委员长和常务副委员长的“黄金搭档”格局，例如彭真和陈丕显， 万里和习仲勋、乔石和田纪云、李鹏和田纪云，成为人大活力的源泉。“地方人大建设”、“依法治国”、“执法检查”和“评议制度”都搞得有声有色。我在 2004年完稿的《中国人大与治理》（2008年英文）一书中乐观地期盼：中国人大系统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最可望成为宪政民主发育和成长的制度平台。
然而，人大“两国当道”的格局导致“黄金搭档”废弛，“铜铁兄弟”撑门户。吴邦国带来了他在上海与黄菊当下手的经验：接受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甘愿将人大变为“被协调的一方”，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相提并论 。王兆国则把统战部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用于人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被党的领导矮化和虚化，党高于人大和宪法成为公开的秘密。
选举纽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出现后的变异。所谓“代议”就是把人民的利益诉求输入整合进立法程序中。 所以，代议制的合法性首先表现在选举提供了“选举纽带”把人民和议会联结在一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公开、竞争和直接的）势必成为代议制的前提。为此，全国人大内部享有最高学术声望和国际尊重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3年）中呼吁实现民主选举。
蔡定剑在书中阐述道：“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直白地说，中国民主选举被搁置半个多世纪，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低，而是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意识差。
曾记得我采访过四川一位下岗工人变成的黑道大哥，他对我说：“共产党要我们“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如果我们要共产党“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它就把你往死里整。”在全国人大办公厅直接领导王兆国看来，蔡定剑主张竞选，这是“吃体制内的饭，说体制外的话”。2003年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系统。长期抑郁，结果积郁成疾，2010年末蔡定剑死于肝癌。
“五个不搞”
正如王兆国把全国人大系统最优秀的宪法学家逆向淘汰出体制，吴邦国现在又把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精髓拒之于国门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此化地为牢，中国势必出现的只会是一个思想、一个政党、一个权力中心的党国寡头制。
尽管政治科学其科学地位并未完全确立，但以下的公理在政治学界却已经得到认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寡头政治铁律”，“人民主权”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议会主权”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民主制是优于专制政体的必然选择。民主的第三波在二十世纪末已经确立民主制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大背景，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堵塞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接受，同时也把他的前任为人大制度争得的权力和为中国宪政改革创造出的空间丢失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人大系统近两届不思进取、甘愿平庸，是中国政治体制症候群的一部分。有网民总结中国的权力体系现状，概括如下：“党中央糊（胡），国务院瘟（温）；人大无（吴），政协假（贾）。” 难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零八宪章》，积极上访维权，策划群体性事件，或者手持茉莉花，闲庭漫步，看你“河蟹”横行到几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