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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情”这个词，现在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其实就是“卧底”或“线人”。不过，在那个时代，“特情”颇有些革命色彩：是负有特殊使命、隐身于特殊环境、颇具些神秘感的特殊人物。曾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里，郑克昌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身份叫“红旗特务。”
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常有这类角色——当然，充当者不是别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的履历中，也曾有这样的灰色一页。
一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静悄悄的监舍已经熄灯了。我所在的大队的苏教导员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带我到了监狱禁闭室的一间屋子里。
进屋以后，我见到监狱狱侦科李科长表情十分严肃地端坐在屋里。苏教导员掩好门，对着我友善地笑了笑说：“今天叫你来，是政府对你的信任，给你一次立功减刑的机会。具体事情由狱侦科李科长向你布置。”
服刑犯人谁不巴望着减刑呢？减刑即意味着离自由的距离越来越近，减刑对犯人来说是最大的诱惑。
当李科长向我详详细细地布置了工作任务后，我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只有听从的义务。
就这样，我被戴上重镣关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监狱的禁闭室又叫小号。我入狱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小号。小号真是小，宽二米，长不过三米，地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铁环，四围全是坚固的水泥墙壁。小号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间的人每日只能蜷卧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于吃喝拉撒全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所以小号里充满着厕所的气味。
根据事先布置，我先进了小号。我的监测对象还没有来，我就独自一人躺卧在水泥地面上，回味着李科长向我布置的几条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要急功近利，半个月内不要多讲话、多打听，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运用一切手段与你的目标沟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适当地表现出对政府的抵触情绪。当然，这可能要使你吃苦头了，但不这样，你就无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时刻牢记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苏教导员，对其他政府干部都要保密……”
监狱的禁闭室，负责监管看押的人员虽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扫卫生、送饭送水的也有两名杂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钟的犯人还是我的同乡。我未关进小号之前，老钟曾去过我们大队与我攀乡亲，而今见到我戴重镣被送进小号来，早将乡亲的情面扔在脑后，见了我，他像不认识似的，板着面孔，一脸阶级斗争相。
我心里暗暗地发笑：人啊人，终究是重利益的动物。老钟捞到这个杂役的差缺不容易，况且六亲不认本来就是监规的律条；我所充任的这种角色，不也是如此吗？
二
在我进了小号的第二天上午，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哗啦、哗啦声，一位黑铁塔似的大块头犯人被送进了我住的监号。他有一米八九的个头，健壮得像头牛，满脸络腮胡子，样子很凶。进得号子里来，他先对我抱拳作个揖，说道：“幸会，幸会，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在此人间禁地，还有人与我同道，看来，黄泉路上我也不会寂寞了。”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挪身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他腾出了一块地方，他便和我邻席而卧了。
起初几天，我从不主动和他说话，他这个人却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户口一样地把我问了个清楚。他问：“你是什么罪？”“反革命。”“判多少年？”“无期。”“为什么将你关到小号？”“不服判，申诉喊冤。”“就为这个？”他语气里明显带着惊奇。“就这个还不够吗？” 我反问。
“那你可是个大傻帽儿了。”他语气中明显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们这类人，我所在的新肇监狱也有。说你们有钢、有骨气，我也承认，但你们太傻、太蠢了。国家、民族的大事是咱们草民管得着的吗？你们写写反标，发泄不满，顶个屁用！自己坐牢受罪，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类人，正像我永远不会理解你一样。”我按事先设计好了的话回答他，不冷不热的，使他心不设防。不到几天，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他叫谭贵，是一名江洋大盗，原被判死缓。一年前，他神秘地从离我所在的革志监狱仅30公里的新肇监狱里脱逃。他在外流窜了一年多，贼迹遍布南方十几个省，作案几十次，罪孽深重。这次他在浙江落网，依照罪行，他是万劫不复，十恶不赦了。
谭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所以想从他的嘴里掏出口供来是太难了，这也正是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出去的，这始终是个谜。那时，谭贵就是狱内重点监控对象。监狱里规定的犯人三人小组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三个犯人每天都形影不离。谭贵脱离三人小组不到十分钟便神秘地从监狱里消失了。犯人们传说，他会飞檐走壁，是从大墙上飞出去的。
我的侦察目标，就是这样一个死到临头的要犯。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绞尽脑汁。他的饭量特大，为了与谭贵沟通感情，我忍着饥饿，从嘴里省出食物给他吃。谭贵对此从不拒绝，也不说感激。每顿开饭，他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睁着眼睛望着你。只要你稍有相让的表示，他便捧过碗来，风卷残云般地把一切可吞咽的食物，填到肚子里。
又挨过半个月。我和谭贵在窘迫的环境里，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谋求活的乐趣。谭贵用破布条搓成根细绳，把毛巾绑在绳头上。夜间监狱走廊悄静无人的时候，他把毛巾从号门抛出去，再牵着绳头一寸寸地拖回，这样就可以将走廊里看守吸过丢在地上的烟头拖到号门旁。我们管这烟头叫蜢蚱子。有时拾到大半截烟头，即大蜢蚱子，谭贵就欢喜得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线头搓成个芯，再把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裹在线芯上绕成个拇指粗细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压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几下，把棉花棒拉断，用气一吹，便可点燃烟。这叫搓火，还有电烤火、蹦星儿蹦火等各种原始的取火方法。点燃烟头，我和谭贵轮换着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这种情态下交融。谭贵对我逐渐放松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窜一年多来的种种轶闻艳事。我每日细细地聆听，用强健的记忆力，将有价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记忆里。但是，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脱逃的，他一直没有提起。我不好发问，只能等候时机。
三
一次偶发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机。有一天，我们拖回一截蜡笔。我突生灵感，在监号的水泥墙上，用蜡笔写了四句诗：“生死何须挂心间，早将断头视等闲，甘舍此身任杀剐，留得忠魂壮河山。”诗是挺有气魄的，谭贵读后连声叫好。
岂料，有一天放风回来，看守员杜班长把我和谭贵截在了走廊里问：“号里墙壁上的诗是谁写的？”谭贵当然没有才气写出这样的诗来，我只好承认是我写的。杜班长大声训斥道：“你这个顽固的反革命，贼心不死，还想翻天啊！”
一根扁担捆绑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开，我便趴在地上动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扔在了两个杂役犯人的面前，执行惩罚的竟是两个犯人。这次，我感觉到老钟还算有点同乡的情谊，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轻点。我趴在地上，紧咬牙关竟然一声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块牛皮上。事后，谭贵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行！哥们儿，够钢！”谭贵终于把我视为贴心的知己了。
他说：“人生一世，难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钢、有骨气的血性汉子，也算是有了缘分。今后，你如果有幸还活着，请帮我捎个口信，行吗？”我知道，快到了我完成使命的关键时刻了，便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只要我不死，就能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话就只好烂在我肚子里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书吧。”谭贵把一件白衬衣的后襟扯下来，然后咬破中指，用殷红的血写下了几个字：“建军、兴国，来世再见吧。”“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将来你真有机会的话，请将这血书捎给我的两个哥们儿，就告诉他们，我谭贵虽死，但死得有骨气，我没有出卖朋友。”
“这怎么讲？”我问。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小老弟，你真是短练。想听故事吗？好吧，我讲给你听。”“我在新肇监狱有两个‘最铁’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干部。犯人和干部交上朋友，你觉得怪吧？其实不怪，这就是智慧的功力……”
谭贵洋洋得意地开始了他的讲述。原来，谭贵之所以能得以脱离樊笼，是得助于两位干警的贪心。谭贵所在的中队有两名年轻的队长，一位叫建军，一位叫兴国。谭贵久在江湖，会几路拳脚，而这两位干警年轻好动，和谭贵混熟了，很想学点拳术。谭贵便用心良苦地开始在狱中授技了。起初，这两位年轻干警也许并没有别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谭贵动了心计。
有一天，他对建军说：“你我虽然身份有别，但根据这段相处，我觉得你很够朋友，所以我将我的一桩秘密告诉你。在入狱前，我曾将一笔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个秘密所在。我判了死缓，这笔钱恐怕这辈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够义气，便把这事告诉你吧。我画一张图，你按图去哈市把这笔钱取回来，你这辈子够花了。我在狱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济，好过一些。”说着，谭贵便将一张草图交给了建军。建军按图索骥，去了趟哈市，但无功而返，因为谭贵所画图中指明的所在已经被拆迁得面目皆非了。
建军回来后，对谭贵说：“那地方已经拆迁了。按图我没法找准位置了。这样吧，找个机会，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够义气，忘不了我，我担点风险也认了。”谭贵窃喜：终于在森严的罗网中觅到了一条可冲撞出去的缝隙。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干警建军又约上他“最铁”的哥们儿兴国，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暗藏一身警装，到监舍里找谭贵。他们把警装悄悄地塞给谭贵，谭贵到厕所里不到5分钟便换好了警装。建军和兴国两人骑着自行车带上了换了警装的谭贵，建军在前，兴国在后，谭贵背着脸坐在兴国的车架上。过二门和大门时，建军凭着脸熟与值班的干警一招手便骑车而过，值班的干警做梦也想不到坐在后车架上身着警装的人会是囚犯。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两个干警把一个囚犯带出了监狱的大门。
谭贵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这一过程。我知道，这正是我所要的东西，但我一点儿也不露声色。我问：“那你所说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吗？”“傻瓜，是真的，我还用这样绞尽脑汁？但我绝对够义气的。我后来在浙江有了钱，分别给兴国、建军各汇了5000元，我是知恩必报的。” “噢，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我心里暗暗庆幸：总算没有白费心机，到底是把这只狡猾的狐狸的底细给透出来了。我等待着时机，只待狱侦科的李科长来提审我，我便大功告成了。
可是，当我如实向李科长汇报了这一情报后，李科长竟噤若寒蝉，许久没有出声，末了，他指示我再等几天，等他向领导请示一下再说，并告诫我说：“记住！这件事除了我，对别人先不要提。”
又过了整整三天，李科长再次提审我想出来的办法更是我始料不及的。当晚，在监狱小号的预审室里我被换上了一身警装，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预审室里除了狱侦科的李科长之外还有监狱的刘典狱长、肖政委和两位穿检察院服装的人。
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响声，谭贵被带进了预审室。李科长把谭贵的那块白衬衣血书抖落出来，厉声喝道：“谭贵，你抬起头来，看一看椅子上坐着的是谁？”谭贵抬头望见了我，“啊”的一声，嘴张开竟闭不上了。“怎么样？谭贵，想不到吧！”李科长说，“你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你还有什么话说。”
谭贵用非常歹毒的目光望着我，颓然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这回算是走了眼，真想不到和我同住一个号子的原来是个 ‘老警’，这不是我没有钢，是我脑子太空了。”我当时心里有股子说不出来的滋味。虽然我身着警装，头戴镶着国徽的警帽，但我却没敢正视谭贵那凶狠歹毒目光的坦然，那歹毒的目光简直就像是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在这柄利剑的逼视下，我这颗卑微的灵魂又焉能不如坐针毡？
四
这次当“特情”，我得到了监狱给予的减刑一年的奖励。后来，谭贵被执行了死刑，私放罪犯的两名干警建军和兴国也分别被判处了7年和5年徒刑。
开宣判大会那天，全监犯人都去了会场。我向苏教导员请了假，苏教导员没问理由，便批准了。我心里似乎有了一份愧疚，我总觉得我获得的这一年减刑奖励太沉重了。
更令我尴尬的是，建军判刑后竟分到了我所在的中队。虽然他不知其详，没有对我心存怨恨，但我和他在一起时，总觉得有点歉疚。有一天，建军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对罪犯是不能讲义气的，再有钢的犯人也禁不住严刑逼供，我是深有教训的。”他说这话并不是指责我，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指谭贵的事。
在道义的天平上，我似乎心无愧悔。然而，悠悠30多年过去了，谭贵那凶狠歹毒的目光仍然让我如芒在背。当年私放罪犯的建军和兴国可能早已刑满获释了，他们或许至今仍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之所以败露是我这个“特情” 在作祟。我吞咽下的那个“人血馒头”至今一直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之所以把这段鲜为人知的事讲出来，不是为开释自己心灵上的重负，而是实实在在地想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所谓的道义和良知里是不是也包蕴自私？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人类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这句话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2011年3月11日于法国兰斯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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