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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多吉
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执行董事
去年春天我在开罗等公共车。天刚亮，车站所在的塔瑞广场(Tahrir Square)空无一人，但是城里巨大的海报板和高楼上到处都是印有穆巴拉克头像的海报。在咖啡馆，人们悠闲地喝茶、吸烟, 看不到任何一丝革命会发生的迹象；反而，使人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失望感，觉得这个国家好像受到诅咒，永远要处在穆巴拉克的控制之下。
然而不及一年，就在今年一月下旬，埃及革命的画面席卷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而塔瑞广场已变得认不出了！当人民的力量在阿拉伯世界爆发开来——首先是突尼斯, 然后是埃及, 现在巴林王国(Bahrain)、 利比亚(Libya)和其他地方——使人不禁自问，难道我们将要见证民主化的第四波浪潮吗? 如果是的话，十四亿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人民，也能乘此浪潮实现民主和自由吗?
尘埃尚未在阿拉伯的春天里落定之前, 分析人士说贫穷、失业和腐败是埃及和突尼斯人民纷纷揭竿而起的三个主要原因。有些评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缺乏上述这些社会经济状况和统计数据, 并很快地否定了北京政权会被突尼斯效应动摇的可能性。可是，让我们切记历史的一项教训, 发动革命的往往是人民，而不是统计数据。
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前往巴勒斯坦参加一个有关非暴力抗争的会议。有天晚上，散会之后, 我们与非暴力冲突理论的先锋金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 谈论在中国和西藏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可能性, 我们问他, 什么是构成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他毫不犹疑地回答：“希望”。但他略含惊讶的语气显示，我们怎么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这种基本事实。
人们起义，不只是因为他们贫穷或失业；人们起义，是因为他们相信改变是可能的。突尼斯革命成功后, 数以百万的埃及人忽然发现了新的希望, 于是走上街头要求改变。事实上, 在突尼斯和埃及，这场革命并不是贫穷和失业的人所领导的；而主要是由受过教育的人、网民、以及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组织和执行的，为的是想表达他们希望政府应该如何运作。如果革命是由贫穷和失业者发起的, 为何我们看到巴林王国(Bahrain), 一个主要是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国际金融中心, 也在起义? 如果今天的中国青年人的经济状况比十年前好, 他们应该更有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争取自由和民主。
尽管“希望”能动员人们, 它却不保证成功, 因为成功要靠策略和工具。这几个星期在电视上一直报道的突尼斯和开罗大规模的集会, 是来自许多组织的活动人士和青年领袖们，在后台付出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通过互联网的力量，策划、训练和组织的非暴力抗争。
互联网分化了权力的集中性，而增强了草根运动的力量。没有谁比埃及起义的英雄之一威尔戈宁(Wael Ghonim) 说得更好，他说：“如果你想要让一个社会拥有自由, 只要给他们提供互联网就够了。” 戈宁先生指出, 埃及的革命是从互联网上开始的, 并称之为“2.0 革命” (“Revolution 2.0”)。
中国准备好了“2.0革命”了吗? 目前在中国有近十亿名互联网使用者。中国的互联网正在迅速地发展—— 一个类似脸书(facebook)的人人网有一亿七千万使用者, 另一个中文网络，新浪有七千五百万使用者。尽管中国有强大的防火墙，中国网民们也学会了如何凭感觉从字里行间取读信息。当“埃及”这个词从互联网上消失时，他们可以料想到开罗一定处在动荡中。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任何反信息的战争都会遭到失败的。
毫无疑问，革命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有效的运用策略。在埃及和突尼斯，活动人士和组织者与其他支持民主的力量联手，其中包括塞尔维亚青年运动(Serbian youth movement), 这个团体在2000年帮助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 他们聚在客厅里观看像《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这样的有关塞尔维亚起义的影片，阅读金夏普 (Gene Sharp)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等相关书籍，认识到非暴力运动在有策略和计划的引导下进行将比自发更有力量。如果中国的活动人士分析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的战略决策，并从那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那么下一次，他们大有成功的机会。
有些人相信中国政府是残忍到根本不会让非暴力革命发生的。争论说，集会的规模还远未达到足够大时，参加抗议的人将早就遭到逮捕。虽然大规模的抗议最具外观效果, 但一般来说这不是最有效的非暴力抵抗。上街抗议的人往往会遭受残暴和致命的镇压，通常建议的战略是采取不合作及不服从的行动。这种拒绝服从统治者的行动，能减少被逮捕的风险，增加抵抗的持续性，同时使很多残暴的政权陷入瘫痪。
世界上很多人还不知道，如今藏人正在进行的是不断发展的不合作运动。自从2008年的那场抗暴起义席卷了全西藏之后，中国在西藏高原上实施军事化政策，在街头巷尾镇压和横扫所有异议的迹象。但革命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到室内而已。如今，西藏人正在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继续在做努力，比如只用藏语交谈，只去藏人开的餐厅用餐，或是只买藏人店里的东西。 西藏人把他们的抵抗精神投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中。这些活动是建设性的(促进藏人语言与文化)和不合作的(拒绝支持中国官方的组织和商业)。在最受打压的政治环境下，西藏人民能够进行一个无声的、且逐渐发展非暴力抗争的这一事实, 也就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可以如何反抗中共政权的方法。
尽管中国的经济表面上看来运作良好，然而让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感到不满的许多社会现象——政府腐败、收入不公、劳务问题、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继续在折腾中国。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目睹了西藏的起义、维吾尔人在东土耳其斯坦的起义, 以及每年发生的九万起群体事件。中国政府在国内的“维稳”上花的经费比在国防上花的经费还多。这显示了中共政权正面临着来自帝国内部的巨大危机。
2011年正好是中国人推翻满清王朝，并建立了持续到1949年的共和国一百周年。这个星期，当 “茉莉花革命”的组织者号召人们在中国的十三个城市，每星期日举行抗议活动之时，我开始觉得天空到处布满反对独裁的群星。如果中国人民能抓住这次机会， 结合非暴力工具和战略计划，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获得解放。现在是时候了。
英文原文《Tiananmen 2.0: Why China Is Not Immune to the Tunisia Effect》发表于：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enzin-dorjee/tienanmen-20-why-china-is_b_827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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