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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熙晚年，“太子党”第一波
大清朝第一次闹“太子党”，是在康熙年间。康熙是个出类拔萃的皇帝，作风很硬、能力很强，寿命很长、儿子很多。到了晚年，他的麻烦事来了。太子胤礽等掌权已经等到不耐烦，其他的成年皇子也个个心怀鬼胎，因此，太子不安分，诸王谋夺嫡，权力期货市场屡次发生剧烈动荡，这也就极大地刺激了各路政治炒家的风险投资欲。于是，在皇亲国戚与高官大僚中间结成了以诸位成年皇子为核心的“太子党”、“大阿哥党”、“四阿哥党”、“八阿哥党”，且党争之火大有从宫廷向官场、从中央向地方扩散之势。
党争的结果可想而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宫廷乱套、官场喧嚣。皇上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生精明的老皇帝一气之下便定下了从此不得预立太子、只许遗诏继承的清室祖制。
康熙皇帝认为父子兄弟剑拔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该立太子，他这是“搞错了斗争大方向”。他的继承人雍正皇帝虽然嘴上不敢说，其实内心里是颇有微词、不敢苟同的。这位四阿哥是过来人，对拉帮结党十分在行，比他的父皇更了解“太子党”、“阿哥党”们的党史。因为他原本是跨党的党工，既是“太子党”的骨干，又暗中自立门户，是“四阿哥党”的党魁，太子失势后接收了“太子党”的人力资源与党产，才得以后来居上，摘到了桃子。雍正帝深知，接班人问题恶化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有太子、而在于是否有“党”。所以，他登龙之后便气势汹汹写下了雄文一篇，《御制朋党论》，此为“以胤禛同志为皇帝的大清朝廷”对“满清特色专制主义”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当然，雍正皇帝不是口头革命派，他不仅从理论上对先贤欧阳修大张挞伐，也没有忘记在行动上对自己的亲兄弟们穷追猛打、往死里整。就跟毛泽东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一样，他是只许自己有党、不准他人抱团，严禁一切“非组织活动”的。
就这样，大清朝这第一波“太子党”便以皇位继承制度的异化、皇家的家族仇杀、皇帝个人集权的极端化为其结局。
二、光绪朝庚子年，“太子党”第二波
既不许立太子，又不准结朋党，总该从此与“太子党”绝缘了吧？不然，到了1900年，大清朝又与“太子党”不期而遇。这一次得怪垂帘成瘾、走火入魔的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刚刚在戊戌政变中以违背祖宗之法的罪名软禁了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光绪皇帝，自个儿却弃祖宗之法如弊屣，公然册封端郡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此事被史家称为“己亥建储”。也就是说，时隔二百年之后，大清国又立太子了。但历史的规律却是，凡有了太子而太子又不怎么名正言顺、未必能够顺利接班的，多半都会产生“太子党”。
慈禧急于废掉“勾结康党、图谋不轨”的光绪皇帝，建储不过是火力侦察，若无意外状况，光绪帝将变身“昏德王”，“大阿哥”将荣升“保庆皇帝”，这事儿似已板上钉钉。不料，此事遭到了满世界的反对：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人恶毒攻击，这且不必在意；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巨头明确反对，这就有些够呛了；甚至还引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公民联署”事件（称“公民”而非臣民，是因臣民无资格干涉朝政），电报业巨子、著名绅商、候补知府经元善先生组织 1200多人发出联名公电，要求慈禧太后“保护圣躬”，又“奏请皇上……勿存退位之思”，惹得慈禧勃然大怒；而比上述这些个事态还要严重一百倍的是，西方列强竟然通通甘当光绪的志愿保皇党，而且很“给力”，公开表明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决心。洋人们狗拿耗子，慈禧既怒且恨，却一点办法没有。洋人不许大清国换皇帝，而只要光绪帝不倒，“大阿哥”的地位就有点悬，将来未必能够修成正果，这也是明摆着的。所以，比慈禧太后更加痛恨洋鬼子的人，是以“九千岁”自居的“准太上皇”、端王载漪。自从亲生儿子当了太子，这位既粗鲁又无知的王爷成了大清国实际上的“二把手”，他被这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弄昏了头，怕夜长梦多，一心想把生米尽快煮成熟饭，于是乎，他的愚蠢与疯狂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载漪的周围，“大阿哥”的其他近亲属们、师傅们，以及那些或与端王有共同愿景、或如苍蝇逐臭般涌向端王府献媚取宠的人们，迅速结成了一个实力强大、非常整装的“太子党”（时人亦称“端王党”或“大阿哥党”）。这伙人包括载澜、载勋、载濂、崇崎等皇室宗亲，刚毅、赵舒翘、启秀三位军机大臣（人数上占五分之三多数，军机大臣相当于当今“政治局常委”），徐桐、英年、毓贤、李秉衡、董福祥等文武要员。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仇洋排外换皇上，赶走了洋人，就可以换皇上，而以中国之虚弱，要赶走洋人谈何容易，万般无奈只能“联拳灭洋”。“太子党”被迫放下身段，走亲民路线，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暴徒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就引出了一场惊天国难。
正是这群“太子党”招安了北京城外装神弄鬼的义和团暴徒，纵容暴徒们杀进京城，一边表演刀枪不入的魔术杂技，一边肆无忌惮拆铁路、烧洋行、砸教堂、杀二毛子。当年的端王府成了北京义和团的总坛，载漪本人成了义和团的大首领，他不仅亲率“义民”攻打教堂，还曾冲入皇宫试图劫杀光绪皇帝（谓之“诛一龙”）。也正是这群“太子党”煽动无计可施的老太后倚仗愚不可及的邪门法术，悍然向十二个强国同时宣战，致使无辜的北京人民在经受了拳匪的百般蹂躏之后，又惨遭洋兵的奸淫掳掠和血腥报复。庚子国难之后，这群“太子党”被慈禧太后抛弃，朝廷斥其为“肇祸大臣”，八国联军定其为“战犯”“祸首”，终于全党覆没，下场很悲惨，死得很难看。
就这样，大清朝这第二波“太子党”，竟与一场伤天害理的暴乱相伴随，并以一场丧权辱国的战争而告终。
三、由清及今，“太子党”的现代化
按以上所述，“太子党”是个古物，而且是个惹是生非、令人厌恶的不祥之物。造了那么多孽，按道理，它早就该死于非命，至少，早就该寿终正寝了。然而，我们又错了。“太子党”并未走远，它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因为它惯于借尸还魂，善于汰旧沥新，每当风云起，必有妖孽生，“太子党”如今已几番升级换代，它在当代的新版本，恐怕不止3.0、4.0了吧。
据说，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新中国”当然没有皇上，只有“伟大领袖”、“军委主席”、“核心” 或者“以某某同志为总书记”，更没有太子，只有“接班人”、“副统帅”、“亲密战友”或者“军委第一副主席”。理所当然，“新中国”实在不应该再闹“太子党”了，“人民民主”的大话说了那么多、说得那么绝，脸面何在呀！
可惜，事实恰好相反。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所谓“刘邓司令部”，还有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其实，翻译成非共汉语，那就是闹了两次 “太子党”。第一次是因为“伟大领袖”日夜提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犯了臆症，那“刘太子”虽有党羽，却无阴谋，或许只是假想敌，刘系“太子党”多少有些冤枉。第二次则从“伟大领袖”到林、江两党，个个都是人面兽心，一肚子坏水，都巴不得自己万岁、别人倒霉，他们在高层发了疯地胡闹，人民在底层玩了命地遭殃。也和大清朝一样，这两次“太子党”都闹到鸡飞狗跳、党破人亡，最后，才由“刘邓司令部”的大副兼四阿哥党的党魁出来收拾残局。
如今，“太子党”这块招牌比以往更招人馋、也更招人恨，不过，这个词儿的含义和用法已经焕然一新。当今所谓“太子党”并非单指太子的党羽，而是泛指一切“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或贤或愚的“红色后代”，包括“老干部”们的直系血亲、近支旁系血亲（比如侄子）以及近姻亲（比如女婿）。这就是广义的、杂牌的“太子党”。试问，这种“太子党”是当今政坛的新生事物么？不然，它古已有之。不仅有之，也曾闯过大祸，坏过大事，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或许有些人还能记起，辛亥年的大清国曾经闹过一次“皇族内阁”，跟着它就亡国了。按我们现在对“太子党”这个词儿的不太恰当的新用法，当年的“皇族内阁”似乎也应该称之为“太子党”——即广义的、杂牌的那种“太子党”。中共“红色后代”凭借“打天下”的血统和“坐江山”的裙带便可以轻而易举混到赏将军衔、晋省部级、甚或堂而皇之成群结队往政治局上行走，其与一百年前的“皇族内阁”更有何异？
愚意以为，就组织形态与组织目的而言，清朝的“皇族内阁”便是当今的“太子党”。准确点说，一百年前的“皇族内阁”就是当今这种以红色血统作政治本钱、以红色关系作上位台阶、把唱红歌当正经事来办的广义“太子党”的老祖宗。清明节到了，他们该祭祖了。提醒一下，祭拜之余当深长思之，可别忘了“皇族内阁”和大清王朝当年是怎么倒台的。
2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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