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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种政治改革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这又是那个张维为，以“学者”名义，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位前邓小平英文翻译、中南海御用文人，再次被安排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为中共现行制度与中南海现行政策辩护，否认中共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
张维为定义，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张某欣然把“中国模式”归结为第三种，声称：“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理由是：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这里，暂且不说张某对“中国模式成功”的武断定论，单说张某自我定义的“三种模式”。客观而言，苏联与东欧属于第二种。但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定义，最早就是两个字：“松绑”。换言之，邓的出发点，是承认中共先前捆绑民众，不让民众发展经济；承诺改革，就是同意放开民众手脚，但，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和其他领域，则继续其捆绑政策。
具有重商文化传统而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一经放开手脚，便以惊人的爆发力，创造和积累起巨大财富。这种重商传统及财富创造力，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之外的华人社会显露无遗，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都是明白的例子。显然，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源于华人的民族性，而非中共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此处不再赘述共产党捆绑中国民众手脚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如何遭到共产党的蓄意破坏、以至于全盘崩溃，酿成旷古未有的大饥荒等人间惨剧。）
“中国模式”是否属于张维为所说的第三种？吴邦国的“五不搞”，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连私有化都“不搞”，何来“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符合逻辑的结论：“中国模式”，属于张某定义的第一种，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
如果要牵强附会的扯“政治改革”，须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然而，只要独裁与专制的统治形式没有改变，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改朝换代，甚至可能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依靠的，也就是所谓“政治稳定”。然而，盛极一时，却不能永续，稳定与崩溃，周而复始地循环。何以如此？就在于独裁政治体制的“完全不动”。
张维为们振振有词，其实，连封建专制时代的思维和语言都没有超越，始终在“治”与“乱”的限定格局中说事，始终在“人治”的思维和语言系统中说事。
中国人熟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大跃进、大饥荒之后）、氢弹爆炸成功（1967年，文革中）、卫星上天（1970年，文革中），都曾被归结为“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今日，张维为们把中国经济的表面成功归结为中共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南海现行政策的“成功”，又何足为奇？喋喋不休的张某，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真理”，其实，连中共本身的文革思维、文革语言都没有超越。
张维为写道：“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张某如何解释：中共不准民间传教？又如何解释：中共不准中国民众“学习别人之长”？比如，不准中国民众学习西方民主或推广普世价值。张某的说法，忽而歪曲传统，忽而抗拒传统，思维逻辑之混乱，一至于此！
张文又说：“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一个专制到滴水不漏、最后连维权律师和行为艺术家都不放过的独裁政权，居然侈谈“政府是必要的善”；一个公开保举“太子党”继位的世袭利益集团，竟妄言“选贤任能”。笔者说过：中南海任人唯亲，不仅远离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就连古代科举制度都不如。张维为妄自将中共统治与古代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等于自曝其丑、自取其辱。
说到“低能的领导人”，试问：哪朝哪代哪国的暴君，比如商纣王或秦始皇，希特勒或斯大林，会是“低能的领导人”？问题在于，一个政治制度，能不能避免或拿下“残暴的领导人”、“反人类的领导人”、“腐败的领导人”？再说，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一个不能在言论自由与公众监督中从容施政的领导人，恰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低能”。
张某抱怨：“许多西方人只承认中国经济改革成功，而不满意政治改革。”“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在这里，张维为暗示，中共领导人是国际间的“异议人士”，他恳请西方：“除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之外，也允许探讨不同形式的、符合各国自己特点的民主体制，”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以宽容、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
如果张维为及其背后的中南海，要在这一点上取信于国际社会，何不首先在国内带头？允许中国各界异议人士，除了中共规定的政治体制之外，也允许探讨不同形式的、符合中国或各地特点的政治体制，而中南海“能够以宽容、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理解和看待中国民众的不同主张。
实际上，张维为们自我吹嘘的“中国模式”，乃是建立在不让中国人议论、不让中国人说话、甚至不让中国人思考的基础之上。张某费尽口舌，也只能代表中南海政治寡头的自说自话，而与中国民众毫无关系。孤立主义，中国特色的孤立主义，这就是张维为们连篇累赘的理论实质。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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