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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大量出口粮食，乃是一系列导致4000 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40．28亿元。 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
1959年一方面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但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就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的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成千万国人饿死之时，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在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根据各省虚报数字，还以为粮食堆满囤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拿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在财政赤字已高达80亿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因为周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这一决定，失去了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批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粮食（够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曾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粮食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了多少时日。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由于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的澳加等国粮食。
新闻封锁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灾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灾情短时期内成为全国全球的共同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奈何？
七、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只是“天堂”里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撮精稍述：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还有人上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邓力群：“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都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以便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先生说：濮阳梨园乡东韩砦村乃抗日模范村，不仅老人均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是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是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如能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才勉强下床走动。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还是被识破了，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给中央写了一封匿名信，描绘重灾区梁平县，“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那些高官：“注意点吃相！”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至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八、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 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 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如合计各省市净减数，则达2137．44万：
四川（含重庆巿）：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
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也才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 2062万余。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 2991．8万多人。”（确切数据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地矗立起一块无字碑。
八、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20世纪全球最大灾难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最核心的却是两条：一、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二、暴力专制的不容纠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最致命的价值内核是：如退回私有制单干，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搞国有化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法理基础？对于这一点，中共高层是十分清晰的，也是他们能够形成合力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说：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毛求功心切，中共高层集体发烧。显然，只有将中国领入社会主义并实现繁荣富强，才能够真正证明革命的伟大价值。否则，何以证明“就是好”？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也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1961年，党内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但毛泽东一手遮天，“硬着头皮顶住”，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意识形态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共产学说才是比毛个人权威更有力量的东西，才是导致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之源。仅仅批判个人是不够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错误思想才是影响更大作用更深远的祟源。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大会上仍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 ‘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样的认识能够纠正错误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质也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何方先生揭发：“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 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与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此外，杭州西湖刘庄，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新建的“马屁工程”），不仅没有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有为百余人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是毛亲自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 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长期守卫。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只能批评下面的省委领导：“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饿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的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根本没想到竟是领着他们走进这样的“天堂”。但当大饥饿实实在在逼到眼前，已支付了巨额“学费”，当人民利益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不下 “罪己诏”，这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
大饥饿使共产设计失去道义性，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社会基础”，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同时，面对这场巨大人祸，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埋下文革根苗。
1999年12月，普京（Vladimir Putin）称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只是人类为证明这一学说的荒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呵！令人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未真正检讨大饥饿发生的原因，仍为毛的罪责东遮西掩。但真实评价历史是理性安排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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