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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100天里，共有8万多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
深圳清理八万“高危”人群，这些人包括：有犯罪前科，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但这种以“潜在”、“高危”的理由就加以强制驱逐、限制人身自由，严重违反了现代法治精神。法律的惩罚只能针对行为，并且要有证据。深圳警方列举的 “高危”人群标准，也许确实有它的现实依据，但是，无论一个公民多么“高危”，无论过去有多少劣迹，现在有多少怨气，只要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不可以任意侵犯其基本人权。如果一个公民仅仅因为“危险”、可能违法犯罪就被强制驱逐，那每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保障。
当然，深圳的做法可能不那么明目张胆，而是采用骚扰、要挟房东等方式逼迫“高危”人离开，这些做法更不可取，会增加甚至激化社会矛盾，伤害他们，让他们更绝望，深圳可能一时维护了治安，但却留下了更长久的隐患。
深圳的做法是原始的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和2003年之前的收容遣送相比清理对象更加精细化，但治理思路仍然是原始的，即这些人中违法犯罪概率更大，赶走一批，社会治安就有所好转，原来是每逢重大节日把外来人口赶走一批，现在是把外来人口中的“高危”人群赶走一批，以此达到治安目的，而不管他们的基本人权被侵犯。即使这些人有过违法犯罪记录，但是他们现在“住”在深圳并不违法，深圳却把他们赶走，给他们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谁来赔偿？
管理现代社会必须遵循基本的法治精神。社会治安的压力要求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能力，而不是任意侵犯基本人权，既要治理违法犯罪，又要保障人权，一个都不能少。
20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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