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通过艾未未被捕事件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在中国将不再容许任何批评声音及反对者存在，即使这种批评与挑战只是以戏弄的手法消解中国极权统治自诩的神圣性，当局也绝不容忍。无论是执政当局，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抑或是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西方国家，艾未未事件的发生，迫使各方都不能再依靠幻想继续安抚自己。但面对中国的现实，上述三方与其说胸有成算，还不如说都感到惶惑甚至惶恐，因为三方当中，没有任何一方清楚中国的前景将是什么。


北京统治者的惶恐


从拥有的镇压力量与压迫人的权势来看，中国政府似乎很强大。但此时此刻，将毛泽东发明的“纸老虎”一词送给它，应该说恰如其分，因为近几个月的大抓捕已经将中国政府的色厉内荏表露无遗。

一个政权如果只剩下抓捕这一威慑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毕竟是下下之策――如果这还能算作是“策”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在将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关押之后，当局还是未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因为导致北非中东革命的所有因素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更为严重。诸如腐败横行、政治高层家族专以聚敛为务、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民生艰困、青年人就业艰难、社会上升管道严重梗阻、通胀严重……举凡这些社会矛盾，没有一样可以通过关押批评者与反对者加以消解。可以说，在所有威权国家，统治者都笃信通过“面包契约”就可以换来政治稳定。从人均GDP来看，除了埃及略低于中国之外，突尼斯尤其是叙利亚都远远高于中国（2009年人均GDP为16100多美元，中国只有4000美元左右）。可以说，在履行“面包契约”方面，这些国家当中的大多数比中国做得更好，而且在环境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口压力、道德堕落及社会治安等方面，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如中国严重。

最让中国当局惶恐的，莫过于无法从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中总结出可资学习的“经验”。事到如今，国际社会对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特点之总结已渐趋一致：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部势力在背后策划唆使。这让多年来成功地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的中国当局颇感惶恐，因为现有的维稳之策主要是基于以上三点制定：严密防范有聚众能力的宗教活动、禁止民间结社组党、严厉防止外国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这意味着当局将面临现在的“维稳”对策无法应付之局：在反对运动未成形之前，敌人无影无形；一旦通过网络召集，则敌人无处不在，且能聚而成军。如此一来，当局便只能不断扩大警察特务力量，加强布控，但这又难免陷入财政泥沼。

这局面，当局是不维稳不行，单纯维稳也不行。在政治高压下敌人尚且无处不在，政治稍许松动，岂不成了纵虎下山？本•阿里、穆巴拉克部分放开言论自由并允许多党制的殷鉴未远，这个险为政者谁敢冒？但如坚持不改革政治体制，这种状态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终有一天难免灰飞烟灭。


中国精英阶层的惶恐


面对社会仇恨情绪蔓延的现状，中国精英阶层对未来也深感惶恐，但他们思考的问题的角度却很不一样。这里不讨论这些年正在移民他国的人士，也不讨论那些因对社会形势有判断但不能或者不愿公开发表意见的人，只讨论愿意就局势提出应对之策的人，这类人士依据其立场与价值取向大略可分三类。

第一类被现有体制视为异类，尽管他们本人很不愿意接受这种定位。这类人浮在面上的极少，秦晓、张朝阳为其代表。其中，张朝阳比较谨慎，只抓住一个“市场化改革”做文章，认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2010年2月3日），认为要“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秦晓则更放得开，这些年来在国内国外多种公开场合都谈到“要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认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替代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在北非中东国家革命发生之后，由于形格势禁，这类人未见有任何公开言论。

第二类是反对普世价值及主张中国模式的新左派，这一派能与中共党内政治高层形成互动。以“唱红打黑”迅速在政治上窜升的薄熙来对以毛泽东为图腾的红色政治文化深感兴趣，新左派领军人物纷纷到薄治下的重庆参观学习并加以颂扬，将红色文化与漏洞百出的“中国模式”相结合。为了营造出毛时代的愚民作为红色文化的社会基础，还有人居然“发掘”出民间颂歌“十谢共产党”的花灯戏，写出一首极尽阿谀之能事的“党赞”，如“党是天，无所不在；党是地，厚德 载物；党是阳光，照彻大地”。北非中东革命发生之后，这派人物比较活跃，均及时表达了反对茉莉花革命的情绪。

上述两类是愿意就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意见的人，还有不属于上述两类的智囊型人物。他们非常现实，知道执政者很排斥第一类提倡普世价值的人士，而新左派的马屁虽然让党与政治高层颇为受用，但却解决不了任何令党挠头的现实问题。这些智囊很务实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做文章，虽然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但还是从当局尚能接受的角度写出了一些文章，比如“新兴国家的社会难题”等。他们往往刻意忽略北非中东国家的政治属性（独裁政体），只用经济属性（新兴经济体）概括这些国家，指出这些国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如社会治安面临挑战、社会排斥现象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市场混乱，借此提醒中国当局注意履行“面包契约”，解决民生问题，以免覆舟之痛。
西方世界的惶恐

西方世界在思考中国现状及前景时，其实只用一只眼睛观看光亮面，面对黑暗面的另一只眼睛是捂着的，偶尔也从手指缝里看到一点阴暗稍作批评。他们一直在用“经济市场化必然促进政治民主化”这套说辞安抚自己并说服别人。但从去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发开始，从主张不反对现政府并愿意与之合作的温和派领袖刘晓波继续被关押，直到嘲弄权力表达反抗意愿并参与维权的艺术家艾未未被捕，西方世界发现自己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与建议全被中国政府用激烈的形式加以反击，他们也陷入了惶恐与困惑状态。

一方面，西方世界开始有人承认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帮助并不奏效。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法治项目”主任的Rana Siu Inboden所撰写的《民主与社会：中国的挑战》（Democracy & Sciety：The Challenge of China），这篇文章通过作者本人在中国项目上的实践，指出国际社会当前在促进中国民主发展努力上所取得的成果有限。其原因一是不少项目只强调与北京的对话与合作，二是一些项目被误导，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在能力建构（capacity building）上，而罔顾中国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作者认为，中国威权体制的韧性对民主援助来说是一种考验，需要重新调整，采用思虑周到的、针对性策略。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其实也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帮助”推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他们更深刻的惶惑来自于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千丝万缕，难以切割。不仅是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均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还有中国正在它们本土大量投资。如果说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这点值得商榷的话，欧盟各国在中国的投资高达700亿，高于美国的600亿却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对中国的出口行业为欧盟国家创造了约300万个就业岗位。以德国为例，中国目前名列对德投资国家排行榜的第四位，仅在德国北威州就有660家中国公司，被称为“中国投资商在欧洲最大的投资地”。

西方既然未能将中国规化为国际社会大家族中负责任的成员，又日渐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展示的“软实力”是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这类自欺欺人的言辞再也说不出口，而今后怎么办却无半点成算。这是西方国家政界与NGO的惶恐根源所在。

未在本文中出场的中国民众只是承载中共政权的“水”。局势至此，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国内的精英阶层，或是一直希望帮助中国民主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应该考虑中国的今后了。目前中国正处在权力交接前夕，第四代领导人胡、温只求平安下车，对所有社会问题均采取“拖字诀”，以不出事为最高考量；西方社会也在等着观看下一届领导人究竟有何政治主张；国内的精英阶层则在惶恐中无助地等待观望，他们的痛苦在于：尽管他们的前途与中共政权休戚相关，但那张政治圆桌上始终没有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他们与草根一样，并无任何政治权利。

眼下人们清楚知道的是中国的前景不妙，载舟之水已成浑不见底的一江深水，能兴起风浪的“大鱼”虽然被当局悉数捕获，但现在看到北非、中东国家革命的“三无”特征，大家的直觉是覆舟之险已经不远，只是还不清楚中共一党专政体制究竟能撑上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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