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

今年，2011，家有双百祭。先父，一百岁，按中式（虚）岁计法。先母，也一百岁，按洋式（周）岁计法。方氏家族值班族长于一年前就开始陈情备案，设法要我也能身列盛典，礼行先祖灵前，并一会杭州徽州一带宗亲故旧。心知肚明，族长一案不可能不被“留中不下”。是故，及时写就此考，以供家祭，祖祭，亦为文中述及的死于非命者祭。

　　　　　　　　　　　　　1895年6月4日前后的台湾

1894年（甲午），清日战争，清败。

1895 年（乙未）4月17日，清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台湾民众不服，巡抚唐景嵩等官员亦上书要求废约 。

5月8日，清廷不睬台湾民意和官愿，正式批准马关条约。

5月10日，日本海军大将桦山资纪被任命为日本国首任台湾总督，开始着手接收台湾。

5月15日，巡抚唐景嵩与地方士绅发布“台民布告”，要求“肯认台湾自立”，“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1]

5月23日，唐景嵩与台湾士绅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正式宣告独立建国。国名“台湾民主国” 。洋名“Republic of Taiwan”，故亦可称“台湾共和国” ，台湾“第一共和”等。白额虎国旗如图1。年号“永清”。发行公债及邮票。地方士绅公推唐景嵩为台湾民主国首任总统，台北板桥富商林维源为国会议长。



图1：台湾民主国国旗。

5月31日，日军在台北县登陆。

6月2日，清廷代表李经芳（李鸿章之子）与日本代表桦木交换公文，完成台湾交割手续。

6月3日， 基隆被日军攻陷，台湾民主国兵败，溃散。

6月4日，总统唐景嵩逃离台北，从淡水港（时称沪尾）乘德国商轮Arthur号，遁走厦门（唐氏终老于桂林）。

台湾“第一共和”，历时13天，亡。

第二共和，或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于1895年6月26日成立，总统为刘永福，同年10月21日亡。

第一共和的6月4日前后，有一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正在台湾。亲历了第一台湾民主国的兴亡。为免遭兵燹荼毒，他也于6月18日从台南安平港登船，逃返大陆老家。不到一年，1896年4月，他的回忆录——两卷集“忆台杂记”出版（图2）。卷首自序中说到写书动机：

余“……以成童弱冠之年……足迹所至不下万里”。“仆虽幸免予荼毒，安归故里。而忆其风土人情，文章政事，时觉怦然有动……”[2]

此“怦然有动”者——史久龙——是我外祖父。两卷集“忆台杂记”，如今仍不时被研究台湾“风土人情，文章政事”者引用 [3]。



图2：“忆台杂记”1924年重印本的封面（左）及版权页（中）。题书名者，吴郁生（1854-1940，苏州人，清代进士）为史氏之师辈。康有为亦出吴氏门下。右为台湾国立图书馆藏“忆台杂记”手抄本首页。

　　　　　　　　　　　　　　　　外祖父身世考

外公歿于1951年。去世前，他前后居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这些住所，都曾是我暑期从北京“N下江南”的度假地。因外公外婆无后（以男丁论），待我们异姓孙辈，亲如史姓。外婆，名朱梧卿，晚年用的一枚私章，还是我为她刻的。但是，外公从来不谈“足迹所至不下万里”的见闻，更不说“幸免于荼毒”时的惊险故事。

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外祖父的眼珠是碧色的。“三国演义”中就有孙权碧眼一说。可能早在汉代，吴越一带已有碧眼基因。外祖父应是吴越一支“正宗”之后。

外公的身世，后经文献考据，才渐渐“大白”。

史久龙，浙江余姚人，字莲荪，别号姚江藕中人。晚清民初仕人。

余姚在杭州，绍兴，宁波一线。盛产刀笔吏（起草官事报告，诉讼文件的写手），常被聘为幕僚。史氏在成童之年（15岁左右）就随先大夫宦游于大江南北。弱冠之年（20岁），被“调”往台湾。1892年11月18日抵台，1895年6月18日离台，在台共两年又七个月。服务于支应局。该局直属巡抚，负责财务，税收，筹款等事务。相当于美国行政当局中的财政部，国税局和商务部。支应局办公室就在今台南赤崁楼（图3）大院中。



　图3：一百多年前的台南周边地图。熱蘭遮城堡（Fort de Zelandia）是荷兰人建，现已损毁。赤崁为郑成功延平王朝首府，现为一级古迹。二鲲鯓有沈葆桢建“億載金城”炮台，亦为一级古迹。现在臺江几近消失。赤崁与二鲲鯓之间只剩有很窄的水面。

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1885-1891），是李鸿章部下。第三任巡抚邵友濂（1891-1894）是李鸿章亲家。邵为浙江余姚人。所以，1890年代，日据之前，台湾省及各县政府中的幕僚或办事人员，有很多安徽及浙江人。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于该时任台东县知州（县长） [4]。

史氏返大陆后，力图仕进。清末，科举渐废，但仕进仍须经策论等考试。外婆当年允嫁的条件，就是史氏必须通过考试。史氏于1900年代初考试成功，成婚，并获任四川南部县知县。从外婆到母亲，再到我，都能吃辣，就是外祖为宦四川在家族生活中的留下的印迹。

清廷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史氏亦曾参与。2007 - 2009年间，“法学研究”等期刊上的文章 [5，6，7]，还提及史氏在新政时期的作为：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当新政开办之际，时任南部知县的史久龙提出一套精简书吏、裁撤差役及明定讼费的改革方案，经督宪批准得以实行。其中，关于讼费一项规定：讼费由理曲者出。”[5]

民国后，史氏一度在江西任知县。民国当局中有浙江绍兴余姚一“帮”，首领之一是邵力子。史氏与邵氏有私谊。听族人讲：母亲婚前专司外公信使，常去邵府遞信传话。

抗战开始，史氏成为寓公，赋闲于宁沪杭一线。

　　　　　　　　　　　　“忆台杂记”的失传及发现

“台湾民主国”历史虽短，但在亲历者的家族中的影响，却至为巨大。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其父为“东亚第一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8]，可见崇仰之情。无独有偶，陈寅恪的舅父俞明震曾在台湾民主国任内務大臣，陈对其舅父的所作所为也倍加称颂[9]。

我受到的影响似正相反。父母应当知道外公在台湾的经历。父亲一度住在史家念书。“忆台杂记”一书在1924年在上海重印过。当时父母均已上中学。但是，数十年间，父母对外祖父在台历史和“忆台杂记”一书，始终闭口不传下一代。可能因为，四十年代以降，“独立” “自主”“台湾建国”等等词汇，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均属敏感类，它们被父母保护性地过滤了。1948年末，国共内战正烈，父亲就曾下铁令：不许参加任何政党。可惜，那时我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保密，不能告诉父亲。母亲不言党政，但说的却是普适原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受益至今。外婆更不言社稷，只偶尔听她说到“女诫”。如，女子切不可以叠字为名。叠字名，乃娼界盛行，用作妓牌，诸如李师师，苏小小，陈圆圆……外婆的话多是陈言，并不在意，很快忘掉。直到1966年，一名以鞭师为“业”的叠名女子于天安门顶被改名（不够叠名资格？），才又想起外婆的话。

1991年，我首次去台湾，也是首次见到三姨母。1948年之后，她一直寡居于台北。已故三姨父曾在国军军法部门任职，二战后参加过盟军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三姨母同样不言国是，未告外公在台轶事，也未提及“忆台杂记” 。

后果是，我一直不知道外公曾经在台工作，也不知道“忆台杂记”一书。失传了。

直到前不久，遇到十余载未曾谋面的七姨母之女（我母亲是她的四姨母），她知道我们的外公著有“忆台杂记”一书。原因是，史氏家谱一度藏于七姨母家。她还告之，外公的遗物藏于镇江六姨母处，其中有“忆台杂记”原本。六姨父是个海归西医。在60年代之前，海归家庭确是储藏“四旧”遗物的相对“合适”的地方。

我的母亲和诸姨母们都已过世。母亲及七姨母，三姨母，现均葬于杭州，在同一墓园里。史氏家谱已毁于文化大革命。幸好，镇江的部分遗物还在。

最近，一查古旧书目网站，赫然见有“忆台杂记”1924年重印本（图2）。立即托大陆友人复制一册。

再搜索，发现台湾国立图书馆也藏有此书，而且是手抄本（图2）。它是台湾大学教授方豪（1910-1980，杭州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于1965年在台北书摊发现，经校订抄写后付印。方豪称该书“在台似无第二本”，并称该书所记“适在甲午前后，故为台湾近代史重要文献”[10]。大喜，又请台湾师范大学物理系同行，借出该书，制成e-BOOK。

一睹一百一十五年前先外祖青年时代的文字，诚快事也。

“忆台杂记”大体是日志式的见闻报告。史氏当时是支应局的低级职员，且年轻，跑外任务极多。经常有如下语句“…休息二日，东行二十里，逾同安岭，又二十里至南投宿焉，次日复行二十里…”台湾当时与洋人（荷兰，法国等）有生意，使用公制，此处“里”为公里。可见“忆台杂记”作者跑腿儿之勤，日行80华里，次日再行。足迹遍及台湾各个角落，北至台北，基隆；南到打狗（高雄），恒春。加之，史氏为好事之人。故有很多事件目睹亲历。

“忆台杂记”中也有不少即时感愤。对“民主国”的唐景嵩（总统），丘逢甲（义勇统领）等一干高官，无一不有微词。书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另类”纪录。试摘几段有关“民主国”的见闻如下（下节引文皆取自“忆台杂记”重印本，圆括号中为注）。

　　　　　　　　　　　　　　外公笔下的“民主国”

台湾战事起于澎湖。“忆台杂记”的纪录是：“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忽闻雷声殷殷，自西南来…系敌人攻澎湖…接（台）北电云：敌船中伤小却，是日轰轰之声不息，入夜尤甚，至四鼓方绝。群尚喜，谓敌船被我炮台击走也。二十九日接北电，始悉昨日敌人在前虚攻，而绕道登岸，直至炮台之后，军士见前后受敌，群相哗溃……”可见，台北官方发布的第一个电文——“敌船中伤小却”，实属中了日人“虚攻”之计。“群尚喜”，是被忽悠的结果。

开始招兵。“…时防台中者…甚觉空虚，当事者复下令，能募一营者，无论何人，即为营官。于是广人，湘人，淮人，浙人，闽人纷纷领饷招募乌合之众，布满台北。嗟呼，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果如是乎？……” 可见，台湾当年已有足够多的来自大陆东南各省的移民，充当营官及兵勇，或“领饷”的“乌合之众”。

台湾立民主国：“二十八日（1895年5月22日），予在府，府尊示以北电云，士绅公举唐薇卿中丞（即唐景嵩）为总统，刘军门（刘永福）为大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改台湾省曰台湾民主国。定于五月初三（1895年5月26日）恭上总统印。照万国公法为自立之国，以与日本抗衡……”

“署门立黄旗二，大书民主国字样。”当时，黄色为皇权专用。同时代的汉城李氏王朝的宫殿屋顶，一律蓝绿色，不得用黄琉璃瓦。所以，署门黄旗的独立主权含义明显。

“唐薇卿中丞接总统印后，遍出告诫，皆激励民心之言，读之颇觉义高入云。”

史氏并未抄录“ 激励民心义高入云”的告诫，而记录的实况是：“北垣官商民迁移纷纷，各衙署亦几空如洗……窥官场之意，皆持走字诀耳……”

日军登陆战：“…日人初八日（1895年5月31日）由基隆金包里登岸。初九日〔6月1日〕湘军接仗小胜。广军继进而败。后队见败即哗，群相溃逃。唐帅（景嵩）惟时在基隆督阵，见是不可为。于初十日返北部署行囊，十二夜（1895年6月4日夜）遂纵火焚抚署，微服而逃。各官皆只身遁走。时日人之登岸者，不过二，三百人耳。”

“忆台杂记”纪载，当时“湘淮土广诸军，全台总计业逾百营”。一营清军，即使不算有名无实的空额兵，应实有二，三百人。“湘淮土广”，是指湘军，淮军，台湾土著军，及两广军。也就是说，一营清军兵勇，平均而言，不敌两三个日军。

原因之一是，“…林观察前月遣员至台（中）彰（化）一带招勇数营，行至新竹，乎令散军，盖已知割地之信也。于是所散之勇，沿途作匪，以至如火燎原。”还未接敌打仗，军队已经就地解散，兵勇立即转业成了匪勇。

“…次日（6月5日）广勇淮勇溃散至（台）北，杀人焚屋之事，无处无之。库款尚余二十余万，皆被分劫。土匪亦乘之而起。四处蹂躏不堪……”

“外侮内訌，官奔民走…仓皇离乱……”

为躲避兵灾匪祸，“忆台杂记”作者辗转南行，于1895年6月15日到达台南安平港洋行区，见“…各洋行内皆有洋兵数十名驻守。海口复泊英法兵轮数支，保护彼国官商。”洋行区类似于澳门香港等租界地。安定平和，可以休息。

休息三日，作者即于6月18日“午刻乘驳船出口登轮，风浪平和，…戌刻鼓轮以去，予向安平三揖而作别矣。时乙未五月二十六日也。”

至此，我大体明白了，为什麽外公从来不谈“幸免于荼毒”时的惊险经历。他没有亲见过日军，实无“身所经历”抗日故事可言。相反，“身所经历”的皆是湘淮土广军匪混编的荼毒。

结语云：“台湾之民，未受敌人之荼毒，而先膺乱勇之锋刃也”。嗟呼！

　　　　　　　　　　　　　　　古今多少兴亡恨

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被胡适誉为“东亚第一民主国”。就大清版图而言，不可谓不是“第一共和”。“建国宣言”中写有“官吏皆由民选”[11]。并用 “公民”一词替代了“百姓”，不可谓不是民主意识。然而，认真接受胡适论断的人并不多。因为，“台湾民主国”还没有制宪，没有议会，也来不及举行公民选举，只有士绅的“公推”“公举”。

　　台湾民主国的独立，也还不算认真的独立。它的国号“永清”，其意应是“永为大清”。它的独立，是针对日本而言的：“台民惟有自主”才能“抵抗倭奴侵略”。

　　 台湾民主国也未跻身于主权国家。它发行过债券，邮票。它也曾照会台北的各国领事馆，呈送“建国宣言”为外交，希望“照万国公法为自立之国”。但是，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

　　 或成或败，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或是或非，都已百年冷却，凝固，沉淀为历史了。陈寅恪叹曰：“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断梦中”[12]。后来者，只有怅然凭吊了 。

　　1931年，“台湾民主国”建国事件近四十年，胡适赋诗感怀：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最新的续曲是，2008年，台湾出品一部客家电影“1895”，主题是当年抵抗倭奴的历史。不幸，海峡西岸的“最高真理部”将“1895”一片定级为 CCP-X——大陆不宜。 1895这一年份，居然至今仍令一些当权者惧。呜呼。胡适若地下有知，当会再赋“滔滔乙未祭，回首又伤神”了。



图4.2004年12月25日，李淑娴和我凭吊于安平港二鲲鯓“億載金城”古炮台。

2004年12月25日，圣（耶）诞，台师大物理系友人邀李淑娴和我游台南，瞻仰赤崁楼和安平港二鲲鯓“億載金城”古炮台(图4)。当时尚不知先外祖在台湾的非常时刻，在该处留有非常足迹。否则，当三拜祭之，亦当为仓皇离乱年代死于非命者，酒祭三巡。

一个瞬态的，半真半幻的民主和独立，早已是孤魂一缕，若隐若显。

外公的墓地，也早已是——青草不再生长。

参考文献
[1] 连雅堂，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
[2] 史久龙，忆台杂记，自序，1924年，重印版
[3] 陈维君，清代笔记中的台湾故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06。
[4] 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 其中述及他曾多次去台南支应局，取款提银等。
[5] 赵娓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中国法学，2007，第6期，92页。
[6] 里赞，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
2008，第5期。

[7] 里赞，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第5期，195页。
[8] 胡适，四十自述， 1932
[9] 曹曦，殷开，饱濡铅泪记桑田，安徽史学，2006， 第3期，115页。
[10] 方豪，台湾史论文选集，1999， 台湾捷幼出版。
[11] 杨碧川，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1997，265页
[12] 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扶餘國，公元前二世纪时建于中国东北，公元5世纪时亡。

农历辛卯（2011），正月。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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