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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殇》和种族主义言说的发展
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有一组围绕1988~1989年南京学生反黑人示威谈中国种族主义的文章，荷兰学者冯客写了一篇《种族身份在中国：背景和意义》。文章提到《河殇》，认为作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这部电视系列片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冯客引用了《河殇》一段话：“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河殇》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例如“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这些说法，放在中文语境下很平常，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但一翻译成外文，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一个民族的种族生理特征并把它和自然环境相联系呢？
所谓种族主义，是说一个种族或者族群在社会和文化（不是体质体能）上有特殊的品质（或者缺陷），这种特殊的品质既来源于特定的（往往是未经混杂的）生理构造和遗传，也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维系，因此是别人无法借鉴和模仿的。种族主义不但相信所谓人种的决定性作用，也相信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对 “黄河”和“黄土地”的这种讴歌，很难不让西方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德意志土地”的赞美。而人种和环境之关系在种族主义言说中往往又是被神秘化的，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种族或族群之所以优秀（或低劣），是冥冥之中被决定的，地域的选择就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恩赐（或诅咒）。中国的爱国主义言论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说法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不坠，就是因为我们有源于同一祖先的炎黄子孙的凝聚力，有奔腾的黄河和深厚的黄土地，有龙的庇佑。这样，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理性讨论就被偷换成对种族生命力的非理性信念了。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其实早就超越了所谓“炎黄子孙”、“黄河”和“黄土地”这些一元论的神话，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种族、族群、地域和文化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通俗文化和媒体宣传（甚至一定程度在学校历史教育中）中一元论更有市场，因为它符合“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更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因此对普通人的思想观念有更大的影响。
《河殇》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热和学术论政的高峰，不但在当时，后来也引起过激烈争论。《河殇》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主张通过改造制度和文化心理完成融入文明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百年任务，创作动机毫无疑问是爱国的，但也是种族主义言说第一次以“爱国主义”历史阐释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现身。在《河殇》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尖锐批判的背后，潜伏着对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个悖谬是晚清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
种族主义与“民族特色”
从1983年《龙的传人》在大陆唱响“两黑一黄”，张明敏次年献上《我的中国心》到前两年奥运热中唱遍中国的《黄种人》，种族主义的言说在海外娱乐明星的歌喉里由低沉婉约到高昂豪放，由半遮半掩到肆无忌惮，由温文尔雅到杀气腾腾，由涓涓细水到“黄”流滚滚。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在网络上得到更系统和彻底的表达，特别集中在“汉网”和其他一些网站。和对《黄种人》歌词作修改的人一样，在这些网站上发言的人显示出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对种族问题和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有深入的思考，并从种族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的阐述，而不是零碎的意见。例如有一首“炎黄朝代歌”，用凝练的语言把中国历史概括为汉人统治的历史，最后到辛亥革命“汉人重执政，灭日射天狼。今看天下汉，挥毫谱华章”。他们主张中华文明就是汉文明，汉文明的核心就是汉血统。他们反对民族融合论，拒绝承认中华民族在族群和血缘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甚至把中华文明是多族群共同创造的这个结论视为“汉奸言论”，把今日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移民和通婚现象的迅速增加看成 “中华民族”的大患，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种结构一旦破坏就是不可逆的，现在的美国就永远无法变成一个只有白人的国家！现在正是防止中华民族混血化的关键时期。” 在他们看来，捍卫汉族血统的纯洁就是“捍卫中国文明！以保卫中国将来的生存和发展！”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用被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亡国灭种”这四个字来表达。而倒过来，今天则应该是“国强种盛”了，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或者同盟的例子，但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种族主义。美国社会学家George L. Mosse认为，种族主义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借助于民族主义，但是，种族主义虽然必须借助民族主义而存在，它本身却是一种“全能性”意识形态，囊括的是人的“身体、灵魂和生活方式” ，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绑架民族主义。“如果民族长期一贯地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就走得很近了”。反过来，“如果种族主义建构出一个‘理想种类’，民族主义迟早会寻找一种相应的‘民族特色’”。这些看法，对理解“两黑一黄”和“中国特色”之间的潜在联系有相当意义。另一个对认识今日中国种族主义言说有启发性的观点是对“文化种族主义”的研究。今日世界上公然用生物学语言和外貌特征来鼓吹种族主义的言论，已经不常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把某一个族群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些特殊表现归因于其“文化”，在实际表达中达到将文化“本质主义化”的程度：即不受社会和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特征”都会表现出来。这样，“文化”实际上成了“种族”的替代，因为它们都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
种族主义言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但又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通过流行文化和网络交流，在中国大陆民间政治表达中赢得了相当空间，成为当今所谓“中国人”之认同和下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两黑一黄”、“炎黄子孙”、“黄河长江”这些言说公然把相当数量的族群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充满了大汉种族主义的霸主气息，然而很少有人挑战这种毫无伪装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意识到这是种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种族主义，他们以为这是爱国主义。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问题：当毫无遮掩的种族主义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消亡之日。纳粹当年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它说的是日尔曼爱国主义和雅利安民族主义，是净化和捍卫种族。日本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相反，它说自己是带领“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大利人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他们说自己是古罗马的直系后裔、一脉相传，等了1500年，现在要恢复自己昔日的光荣。
某个族群的种族特征只是它外在的生理特征，和这个族群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兴衰强弱没有必然联系。其次，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族群的国家，能声称自己的国民是“同宗同祖”，“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有一样的肤色、眼色和发色。即使是在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也有大量阿拉伯族群的公民。中国汉种族主义所讴歌和崇拜的“两黑一黄”、血统、祖先、“神龙”以及被置于这个言说背景下的黄土地和黄河长江等等，用非理性的、原始的、生物性的元素来定义“中华民族”，建立族群和国家认同，突出自己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不但是种族主义，而且是一种粗俗和低级的种族主义。
中国官方正式的政治语言从来没有吸收“两黑一黄”这类言辞来定义“中华民族”，而是常常说“不以肤色论华夏”。事实上，早在“两黑一黄”这类言辞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1984年六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米暂沉就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认为“炎黄子孙”“是指今天的汉族而言”，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答复说，今后在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应该用“中华民族”。1990年3月，江泽民说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反应，“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所以，官方对“炎黄子孙”这个用法对少数族群的排斥是很清楚的，认为在国内官方场合不宜使用，但没有限制这个用法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的使用。从那时到现在，不但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司空见惯，连“两黑一黄”甚至“黄种人”这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辞都广泛流行了。这种发展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作者单位：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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