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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蒯大富高调回清华参加100周年校庆
最近，文革造反派领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样回返清华， 对文革定位说了一些话；主要意思是：……"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老蒯言）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也许仁智皆备，难以一统。我们的说法，也该阐明一下。主要有几种观点，提供老蒯参考。1，文革是毛刘斗法，采用无法无天的办法，打倒刘邓陶，回返到比较毛刘周时期更坏的一类极权主义统治--这类统治的党内内涵，就是从65年以前的毛－刘双日统治，走向绝对独裁和个人迷信--这个统治，又以保留邓的权力为冗余，为毛的后期统治让位给邓做好准备；虽然，以后发生四五运动，邓的党籍，依然保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游戏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且以其死和周恩来之死做死后较量之局面。究竟是毛胜，还是周胜，迄今没有结局--因为，邓的改革出现的问题，正在以毛化泛滥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如，重庆现象，即为其证。
2，本质来看，毛刘斗法并不是自由派谴责文革的唯一原因， 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刘"是非"说--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从这一点看，老蒯本来就是政治斗法里面的一个卒子--这个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谐或者"被斗争"与他们的此一时彼一时之需要--用后，即可扔掉。在此意义上，蒯大富的悲剧地位和小丑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到，蒯的说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绝食和后来被周平反的日子里，我们作为文革时期的少年人，曾经通过让红旗杂志的林杰，上传他是于高层，为老蒯后来被平反，作出努力；这样的拥毛派行为，当然是毛、周乐意见到的举止。问题在于，时过半个世纪，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有些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就像人们探索共产党究竟有无真理一样，人们探索文革有无积极意义--是打倒刘有意义，还是拥护毛有意义；这个意义，现在看来，就是无意义。
3，为什么？因为就像纳粹运动一样， 人们并非要区分纳粹集团内部有无内斗和分歧，而在于，总结和探索纳粹运动对于人类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死难。这就是说，蒯，作为清华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应该对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迫害，负责，承罪和忏悔；这个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所谓打击是非论--这个打击，或者不打击，至少对于笔者而言，毫无意义。故此，蒯，应该对于比如砍去人头这样严重的伤害事件，直接或者间接负责--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对于死难者负起道德责任和良心谴责。如果只是认为打倒刘，是因为刘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谴责希特勒对他的迫害一样；忘记了作为冲锋队员的蒯，对于整个清华学校的动乱和死难负有责任，那么，是非就会颠倒，道德就会湮灭。文革的罪过，不是党之文件所谓对于党内大员的破害，而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伤害。这是关键的所在。人们看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文革死难者在千万种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这个迫害狂群体的首领。至于他为什么要打击刘少奇，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刘一度整他一样，毫无意义--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人受难者的立场上，问题才会发现，才会改观。
4，作为一个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后来的发迹（据说变为款爷），既得利于毛--也得利于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悖论。所以，谴责邓和谴责毛，都是蒯并未做出的应有义举。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邓毛体制的和谐与斗法。其实，邓改革的实质，早在中共《共同纲领》里面，就语焉不详地点到为止了；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共同纲领施行五十年（如刘少奇所说）；那么，结局为何？就是从社会主义改观成为权贵主义之今天垄断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成为红色资本家--含荣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这个东西，很多人殊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许装作不知），中国红色资本家群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使得，抑或仅仅使得类似荣氏家族占据资本的主角和统治地位，而是红色血统和红色家族及其子弟来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体。于是，共同纲领必将转化成为特权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党的逻辑。这个说法和老蒯又有什么干系？
5，这个干系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对特权论，其实， 是他的整个反对资本主义之举的一种伪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言）--现在，这个血统论统治，五百个家庭统治，也一样是"一家"统治的资本主义。这个东西，难道是反特权吗？根本不是。所以，他们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帜摇晃一下，以为可以唤起群众之平等主义意志；而这个意志，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其实，巴黎公社，就是一种二率悖反；首先，马克思就既反对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构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义和无建制主义；他们代替孟德斯鸠主义建构理论和权力监督治衡理论的一切举止，只不过，稍稍具备一点点反对俾斯麦之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麦本人予以认可的一种宽容；而作为暴徒和破坏者，巴黎公社成员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复了巴黎公社杀人灭教的传统--他们就像巴黎公社的无神论者一样，在摧毁一切，怀疑一切……于是，一群民粹＋极权的运动员之类，在老蒯们、聂元梓们的旗帜下，乱动起来，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回却到极权主义加权贵主义的原点；而老蒯们，却还在讨论什么毛如何、如之何；刘如何、如之何？七十岁快到的人，真是没啥子出息。
6，说一些题外话，来做出一种提示。现在， 文革红潮运动正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重新爆发，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之势头。笔者在北京几个公园，发现大唱红歌的现象糜烂于兹，不可收拾。细节发现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辈，在每每红歌唱毕之掌声欢呼声里，让在场者，（含笔者）莫不为之感动也。这里面，笔者认为，感动之由，主要是由回忆和纪念带来的莫名之物--这个物的煽动性力量，就是人们不是在忘却记忆，而是要重复原来的物什，而规避今天的现实--再说一边，不是纯粹的记忆在抹煞和左右中国人，而是"有选择记忆"在控制和影响之--与之相比，至少，这些红歌人群，乃至最多数人群，对于什么其他颜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这是一种大趋势。这个趋势在说，如果人们再度建立一个清华文革氛围，中国文革气氛；再度创造一个老蒯式领袖；他们，至少笔者看到，他们就会再次迎接这样的领袖和英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毛刘之间的间性区隔，几乎等于0--而他们寄托于毛的，就像他们寄托改革开放一样，最终，只是梦想。至于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换届这样的蒯式就势/旧式/救世之道，至少，现在还不可端见！这就是老蒯高调出现，人们瞠乎其后之因素。
7，最后的结局是国际性的。就像一些价值取消者， 以取消树木主干来回复历史现实现象于根茎说一样（见德勒兹《千高原》）；他们以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价值主干乃至其说之结域/结构/基层，是一种可以逃逸和弥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对于分子说）群落--这是他们解构主义后学论的主要说法--这个说法，甚至在德勒兹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东西之经济贸易结构中去。他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和结域，正在继续施行一种内外互动论，而每每还是以西方主轴带动"第三世界"之经贸力量。这个说法，正在被严重动摇。这就是《千高原》一书出世和德勒兹去世后，国际间热门谈论金砖四国之今天现象。这个现象和老蒯有关系吗？或许，也有一些。这个干系就是，文革时期，法国德国之解构主义和解域主义，要来投合毛主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后学那里，是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说，战争和游牧部落就是针对国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种反比和逃逸；这个逃逸，是以文革一类准战争方式，来打击国家主义中心论。这个说法，可以延展到无穷；我们只是说，文革逃逸，试错，证伪一类说法的准后学论调，当时，正是被老蒯一类假后学者，老毛一类伪后学者所利用，而大肆涂炭天下。现在，他们要解构西方经济中心论；以一种似乎是多元化体系来解域价值论和上帝说--这个后学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悄然变做现实和准现实。这就是，人们惧怕和恐惧文革复辟的真实理由。国际社会一度支持文革--现在，他们又认为金砖一类不是膺品而是宝贝--他们以另外一种视角，来迎合一种没有文革的文革，一种经济贸易媾和于极权主义式的张伯伦纳粹绥靖主义。这是世界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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