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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民主革命，给中共当局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二月中旬，当网络上发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呼吁后，中国警察在全国各地抓捕了数以百计的维权人士，包括律师、网络活跃人士和各种维权人士。比较有名的有北京的滕彪律师、江天勇律师、广州的唐靳陵律师、刘士辉律师、博客作家冉云飞、作者野渡等。
进入四月份，北京警察进一步出手，抓捕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及其多名助手，并威胁、传唤和强制失踪艾未未的支持者，包括艾未未授权委托的刘晓原律师。中国媒体把艾未未描绘为经济犯罪嫌疑人、裸体淫秽之人、犯有重婚的人。但抓捕艾未未及其助手的行动，在世界范围引起强烈震动，全球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抗议和营救艾未未。
北京警察在向自由艺术家出手的同时，也开始逼迫崇尚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的北京守望教会，其室内祷告场所在政府干预下不能再用，于是宣布4月10日开始在户外祷告。自此，大量守望教会成员被软禁在家，不得出门，而到达现场祷告的成员大多立即被警察带走。北京多个教会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声援守望教会。
中国警察不仅针对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艺术家和教会采取打压措施，警察也对社会底层的民众采取驱逐行动。4月中旬，深圳警方宣布，为迎接世界大学生暑期运动会，深圳市警方通过一百天的行动，把八万名治安高危人员清理出深圳市，并且深圳市公安局将采取进一步的清理行动。这些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
据悉，深圳市警方根据电子管理系统，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动态跟踪和上门拜访，迫使很多人不得不离开深圳，其中警方承认，警方帮助有危及他人安全倾向的精神病人返回原居住地、由其监护人监管，既可避免危害他人、又防止其成为被侵害对像，也是对这类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
深圳市公安局使用的动态跟踪治安高危人员的电子管理系统，就是所谓的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目前针对七类公安重点人员（也就是所谓治安高危人员）实施动态管控，包括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
根据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中国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100多万，中国有1600万重型精神病患者，考虑刑满释放人员有200-300万人、重点上访人员有上百万人，中国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黑名单的人员至少有上千万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把至少1000万人看成潜在的政治或治安高危人员，也就是可能的威胁其社会稳定的人员，或者说需要打击的“敌人”。
其中“涉恐人员”和“涉稳人员”主要是政治层面上被认为危险的人员，前者被认为主张使用暴力和针对平民进行攻击，后者主要是一些通过和平途径维护权利和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人们，包括律师、宗教徒、社会工作者、文艺人士、作家、网络活跃人士和少数民族活跃人士。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说明》，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大社会管理薄弱环节整治力度。”
在这里，中共中央把流动人口当成需要帮教的罪犯来管理，显见其担心的危险人员范围要远远超过1000万。中国流动人口在2亿2千多万。
今年2月20日，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门前数千名围观茉莉花革命的青年人，他们或他们代表青年人们会最终也会被纳入动态管控的黑名单吗？
中共当局把如此之多的政治异己人士和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当成自己的假想敌，采取动态监控、打击和驱逐政策，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庞大的动态监控系统无法持久运作，一方面电子管理系统趋向于傻瓜化运作，难免出现很多冤假错案。结果是，通过打击异己和弱势群体，中共正在迅速地制造敌人和政治反对派。把如此之多的“危险分子”纳入监控和打击范围，显示中共当局的决心和力量，但波兰作者米奇尼克在奥斯陆庆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会议上却表示，中共将毁灭于自己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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