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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彬:《赵紫阳在四川》主编的话
日期:5/9/2011 来源:新世纪 作者:蔡文彬



书名: 《赵紫阳在四川》(“特别版”附送精彩采访记录影片DVD)

主编:蔡文彬

封面引语:

五十四位前省地级干部及知情者亲述赵紫阳1975-1980年主政四川的一部纪实性文集

页数: 共605页

光碟: DVD,片长100分钟

照片: 16幅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988-19430-9-5

定价:  港币 148 圆

发行日期: 2011年4月29日

封底文字

眼前这五十多篇,不是词章家的笔墨,不是旁观者的咏叹,都是过来人的心血。

——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鲍彤

本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编者和作者最初的设定。它的根基在于求实,它的价值超越回忆。一切愿意了解中国改革的起源的人,固然决不应该错过本书;而一切希冀能够对未来中国有所展望的人,也同样不容忽略本书。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 吴国光

“文革”使赵紫阳第一次大彻大悟,是他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六四”使赵紫阳第二次大彻大悟,是他的思想从体制内改革升华到走民主宪政之路的起点!赵紫阳使我完成了从造反派到改革派再到民主宪政派的思想转变。

——主编 蔡文彬

在四川历任省委书记中,赵紫阳是最受干部和百姓拥护和爱戴的。赵紫阳也是全国七十年代后期在农村和城市的农业、工业、商业、财贸、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大胆进行全面改革探索的唯一一位省委书记。他是共产党内唯一的经过“六四”枪声而彻底醒悟,其思想从体制内的改革走向民主宪政之路的领导人。

——主编 蔡文彬

作者简介

蔡文彬,1942年9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艾庄回族自治乡蔡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3年从河南省许昌县高中毕业考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1966年参加“文革”,是四川省学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5月起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月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2月毕业分配到电子工业部成都国营784厂任技术员。1973年5月兼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77年12月继续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1978年5月根据赵紫阳的提议,中共四川省委决定蔡文彬带职下派到四川省邛崃县担任县委副书记。1984年2月调四川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1989年辞职创办民办高校——四川天一学院和民营企业——成都天一集团公司(现四川天一道盛投资有限公司),任院长、董事长。

主编的话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各大媒体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歌颂改革成绩,总结改革经验,自属应当之举。但是,对于领导改革开放最卓越的两位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前者偶见几句不得要领,后者不著一字似无其人;对于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四川提及甚少,更见不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名字,这不能不令四川广大干部、群众感到十分困惑和遗憾。再现四川这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正是本文集编辑的宗旨。这也是文集得以在众多当时四川(现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干部的热情支持下编辑成功的原因。

本文集编辑的另一原因是我于去年初在网上看到了郑仲兵先生2006年接受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采访的一篇文章《改革的神话及其他》,郑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还原了改革开放的真实历史,指出“华国锋时期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扭过来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改革的开始。” “胡耀邦把三中全会前两年称作‘扭转乾坤的两年’。”“应该说胡耀邦一生里头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华国锋年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抓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虽然三中全会“在中共或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但它事实上也是因文革而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专制官僚体制的集结和复苏,为邓小平的专权——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势,铺设了道路。”文中涉及赵紫阳的部分,虽然指出他是“继胡耀邦之后,在中国为铲除专制体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秩序而惨烈牺牲的党政领袖”,但却认为他“只是强调秩序,不太注意秩序里头的人;注意发展生产力,但不太注重生产中的人”,“有中共官僚的一些毛病”。令我不能认同,于是和郑取得联系,用亲身的经历向他介绍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期间令人敬佩的改革精神与处理“文革”问题的理性、民主、宽容、务实精神。郑感谢我提供的信息,并说由于当局的长期封锁,不仅他而且有许多海内外人士都不太了解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期间的情况,建议把赵紫阳在四川改革的历史写出来发表以飨读者。恰在此时,赵紫阳前秘书李树桥先生(《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主持者之一)等,委托我主编该刊的第三个专辑。我于是下决心组织编写这本《赵紫阳在四川》,并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研究四川当代史的黄一龙先生,邀他协助编辑。作为曾经参加多项四川当代史编研项目的专职人员,一龙先生常戚戚于修纂“官史”时“一字之立层层请示,一事之隐抱憾终生;”在参与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四川》时,曾遭严令禁止赵紫阳见于印刷品,他虽经与同事一道力争得以勉强破例保留几处,依然远远未能反映赵在四川领导和支持群众锐意改革的历史,继而抱憾退休。由于这个原因,还因感动于我对于捍卫历史真相的执著,乃欣然接受我的邀请,算是“一拍即合”了。我们共同商定了本书的大纲,分工我负责选题组稿,他负责文字编纂。

本书作为一部纪实性文集,由事件亲历者记述赵紫阳1975年至1980年主政四川期间,和四川干部、群众一道,为突破高度集中、高度僵化的政经体制,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行富民兴川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而使四川成为开创全国改革大业的一个发源地并为全国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历史过程。本书各篇文稿相对独立,各按选题记事,支持各种不同观点畅抒已见,各位作者仅对自己的文稿负责,文风更不要求统一;编者可以对文稿中涉及的史实协助作者进行考订,但绝不对作者关于史实的评价擅行更改。作者和编者均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求真务实,秉笔直书,拒绝穿靴戴帽,告别新老八股。文中或有议论,但一定把作者的议论和客观的史实作明确的区分,并且做到论必有据,论从史出。由于这段历史距今已经三十多年,当时和紫阳直接接触的及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士,大都年老体衰,记忆力正在消退,有些已经作古。所以我们确定抓紧时间,以抢救历史的姿态加紧工作,以不负历史,不负紫阳,不负后世来者。

按照以上规划,从2010年8月30日至2011年1月22日的146天时间里,我先后联系并拜访了177位在1975年至1980年间与赵紫阳可能有过较多接触的相关人士,年龄最小的64岁,最大的97岁,其中绝大多数与我已经二、三十年没有联系了。这次能够取得联系,有的是通过朋友查询电话,但大多数是通过114查号台找其原单位老干部处查询到的电话。令我欣慰和感动的是,所有联系到的人都十分热情地接待并一直关心著我的境况。受访者了解我的近况后,我便直奔主题,请他们讲述赵紫阳于1975年到1980年领导四川人民改革的历史。他们都对编写本文集以传存紫阳改革事业起点历史的动议表示高度赞同。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地公认赵紫阳是最受干部、群众尊重和爱戴的最好的省委书记,多数朋友也欣然接受了提供文稿的邀请,整个组稿过程十分感人——

·2010年8月30日至9月3日  与原省委研究室主任、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先生及四川党史办原副主任张继禄先生,就准备编辑一本回忆赵紫阳在四川改革的书交谈,希望他们为本书提供基础资料,撰写赵紫阳在川活动的大事记,他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玉钧先生说他那几年在省委办事组(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工作,先后任干事、副处长,多次随赵紫阳下去调查研究,担任会议记录,起草文件、讲话稿及赴京开会,当时的记录全在,保存有较丰富的史料;继禄先生说他于1976年初调省委办事组,1977年起担任省委一位老领导杨万选的秘书,直到1986年春,后来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对这段历史也常涉及。他们两位都表示赵紫阳1975年至1980年在四川领导全川人民搞改革的历史应该写出来,留给后人。

·2010年9月4日  访问年过八十的原省计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辛文先生,他用一个下午讲述了与紫阳在一起的许多感人故事,满怀思念之情告诉我:“现在说到农业改革只提安徽不提四川,我觉得很不公平,万里在安徽确实也做了农业改革,但是四川做得更早更彻底。” “赵紫阳在我心中是最高的。”还告诉我:“紫阳是不赞成三峡工程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小平是支持三峡工程的。”

·2010年9月6日至2011年1月20日  分别拜访当年在农村第一线追随紫阳搞改革的中共大邑县委书记陈庆福、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安岳县委书记张兴来、什邡县委书记高未龙、双流县县长段维义等,他们都深情地回顾和品味那段令人心动的不平凡的日子,都认为跟随紫阳搞改革的年代是幸运的,尽管当时工作条件最差、工作时间最长、工作环境最苦、工作风险最大,但工作效率最高、工作心情最愉快、工作表现老百姓也是最满意的。

·2010年9月9日  访问老作家、省人大原副主任马识途先生,请老人口述紫阳在四川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时,马老动情地说:“赵紫阳对四川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功德无量,把他的事迹写出来意义重大而深远。我虽96岁,但责无旁贷,我要亲自执笔把我所了解的赵紫阳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赵紫阳在四川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锐意进行经济改革试点,影响及于全国。”

·2010年9月9日  采访曾以记者身份跟随赵紫阳赴平武地震救灾前线采访的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陈焕仁,他回忆说:面对人民生命财产面临的严重威胁,赵紫阳不怕可能扣来的“以防震抗震转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帽子,从而犯下弥天大罪被撤职下台,在震前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当机立断决定全省进入临震状态,把工作的重心放到防震工作上,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千方百计做好防震避震工作,尽可能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令他十分感佩,极愿把他亲历的这段历史流传下去,昭示后人。

·2010年9月12日  前往省政府住宅大院,见到77岁的原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王能典先生,邀请他写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他说:“我已停笔13年,一辈子写伤了,发誓不再写东西了。本人视力不济而且老伴重病正在住院。但紫阳值得写,我答应你,我要重新拾起笔把紫阳在四川农村改革的感人历史写出来。”时值中午,王先生留我以花生米为菜,共饮白酒半斤,双方都有说不完的快感!王能典一只眼睛基本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很差,身体又有多种疾病,他完全是借助放大镜,查阅尘封30多年的笔记和史料,偕同杨忠好先生,终于写成近三万字的《四川农民怀念紫阳》。他们还在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赵紫阳“一张微笑的脸”,“一双聪敏的耳朵和眼睛”,“一颗装著老百姓的心”,“一个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脑袋”,“一条实事求是的路线”,令人如见其面,如闻其声。

·2010年9月13日 去中科院成都分院原党委书记章均权先生家,说明来意后,他激动不已地说:“紫阳同志不但精明能干,而且进退自如,负责到底。”“当局对紫阳不公,赵在四川做了许多好事,我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写出完整、真实、客观的赵紫阳。”

·2010年9月15日 看望不久前动过重症手术、84岁高龄的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先生,并请他写赵紫阳在四川领导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林老说:“我自始至终参加了紫阳在四川搞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我对这段历史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我人生最值得记忆的一段历史。我会负责任地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他认为研究中国改革的历史和经验,不能不追溯改革之乡四川在改革初期对全国改革所作的贡献,而要追溯四川的贡献,就不能不追忆和研究当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和后来任国务院总理、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设计、组织和领导四川改革的思想、实践和方法。

·2010年10月27日   采访原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袁文平时,他回忆到:“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紫阳旗帜十分鲜明,鼓励大胆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个理论,为我们四川乃至全国从微观到宏观,从农业到工商业,从计划、财政到物资、劳动、物价等以至整个经济领域全面系统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0年11月23日   采访广播电视厅原厅长卢子贵时,他对赵紫阳赞叹不已:“紫阳同志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心存仁厚,宽宏大度,从不整人。既有党性,更有人性;既有原创性,又有灵活性。高瞻远瞩,有胆有识,富有创造性,敢为天下先,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在我一生中,看见过许多领导人,紫阳同志是最好的一位领导。”

·2010年11月27日  前往绵阳采访原蓬溪县县委书记、绵阳市市委书记周裕德先生,他含著泪水深情地说:“1979年蓬溪大旱,赵紫阳在4月至9月的6个月中 5次到蓬溪灾区调查研究、看望灾民,与灾区干部群众一起研究抗旱救灾,并在9月份就主动提出为我县免缴征购粮5千万斤,并调进粮食6千万斤,使灾区人民生活得到可靠的保证。在11月的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紫阳把蓬溪等5个灾区县县委书记留下,宣布灾区的旱地都可以包产到户,以确保灾区人民顺利渡过春荒。他应该是省委书记里面最先提出包产到户的。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省委书记啊!赵紫阳是历届省委书记中‘最有水平、最有能力、成绩最好的’。”

·2010年12月10日  访问原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杨岭多吉先生(藏族),他谈到:“四川改革开放就是从赵紫阳同志开始的,他的丰功伟绩应该被正确如实地反映出来,他功不可没。他非常支持我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错误理论的批判。在他的支持下,对这个错误理论的批判最后成了全国精神。”“我很疑惑,一个党的总书记怎么会‘分裂革命,分裂党’?对于紫阳,中央有定性,民间有感情。”

·2010年12月24日  采访97岁高龄的原省委秘书长周颐时,老人深情回忆:“岁月沧桑,几度风雨,我同赵紫阳同志共同工作了四年有余。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可紫阳同志在四川工作期间所展现的统揽全局、锐意改革、实事求是、团结同志、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关心部属、谦和纳谏的品格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2011年1月22日   到医院病房采访原四川省农科院院长、正在进行化疗的重症病人朱钟麟女士,她不顾疲劳,饱含热泪向我们回忆了紫阳关心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的动人情景。她深情地讲:“紫阳同志短短几年,就基本解决了四川农民吃饱饭的问题。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四川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十分怀念他。”

·此外,北京作者李欲晓在采访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老人时,杜老深情地讲:“赵紫阳最大胆的是取消统购统销。当时李先念、陈云不同意。发展市场经济,经过了许多艰难的斗争。我说,《拿破仑传》中有句话说,历史上伟人的最大悲剧就是不能收回成命。你能不能采取别的方式呢?‘永不翻案’都翻了案嘛!赵回答说:‘如果是那样,我今后必须不停地检讨。我无从检讨起。’他比我强啊!”

自然,本文集展现给读者的,仅为赵紫阳四年半的治川历史,但却是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文革”使赵紫阳第一次大彻大悟,是赵紫阳走向改革的起点。他到四川之初,对于在“文革”中积累起的种种矛盾,总是力图避免非我即敌的阶级斗争逻辑,虚心倾听各种意见,毫不武断,绝不整人,实事求是地通过协商对话、彼此让步、软化矛盾、妥善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从而稳定了大局,赢得了民心。同时,赵紫阳在“文革”后不失时机地领导四川上亿人民率先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先河,四川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四川的改革为他任国务院总理后在全国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在他离开四川以后,从他在中央厉行经济改革、开启政治改革的施政历程,到在“风波”中对于爱国青年学生的理解维护,对于镇压人民暴行的坚决抵制,不难看到他在川的理智、务实、坚定、宽容、民主、人性的伟大政治家形象的再现。在我们采访编辑本文集的过程中,大家公认自共产党执政至今的12任四川省委书记中,赵紫阳是最受干部和百姓拥护和爱戴的。同时,据我们所了解,赵紫阳也是全国70年代后期在农村和城市的农业、工业、商业、财贸、金融、科技等领域中大胆进行全面改革探索的唯一一位省委书记。他是共产党内唯一的经过“六四”枪声而彻底醒悟、其思想从体制内的改革走向民主宪政之路的主要领导人;也是自中共执政以后,第一位公开拥戴人类普适价值,从而带给国家和民族自立于现代文明世界的宝贵机会的最高领导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编写本文集的风声传出以后,种种或明或暗的压力跟踪一些受访者接踵而来,在一片灰暗阴雨笼罩下,有的朋友不得不遗憾地退出了作者的行列;也使一些作者不得不把一些敏感问题的直率见解淡化或删除。这种情况的发生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它再次证明那个无形的体制镣铐仍然在发威。此外,还有年已九十高龄的原省委书记王黎之等当年跟随紫阳搞改革的一些老人,由于健康原因或因丧失记忆已无法清晰地回忆那段历史,这使我深感抢救那段史料的艰难和紧迫。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56篇文稿,则是54位热情而勇敢的朋友的作品,他们为了保存和传播赵紫阳和四川人民这段可歌可泣的改革历史,冒著风险顶著压力义无反顾地写下了当年的所见所闻,公正无畏地评价了当年的改革历史。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接受我采访的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向为本书的编辑、审查、校正付出了巨大辛劳的特约编辑黄一龙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向章玉钧、赵文欣、雷新干、罗毅、陈文书等先生为本书热情推荐作者表示感谢!向在采、编过程中进行录音、录影和文字整理、影像剪辑的每位参与者表示谢意!(我在采访中全程录制了一百多个小时的珍贵影像和录音资料,其中,剪辑了两个小时的录影片,附于本文集后以飨读者。)我们相信,他们的热情来自紫阳的伟大人格力量的感召,来自对他真诚的热爱、感激和怀念;也是四川民意对于多年来自己热爱的前省委书记、党和国家前主要领导人赵紫阳受到长期不公正对待以至非法软禁的当然反应。这也是对本书编者最大的鼓励和奖掖了。

本书得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港公开出版,面向全球把被封锁多年的珍贵信息加以披露,让世人尽知素来敢为天下先的四川人民曾经怎样在历史巨人赵紫阳的领导和支持下,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垫下最初而坚实的基石。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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