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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已铸成大错，这一点连当局也越来越难以否认了。真正的问题是，这将是一场多大的灾难？近年来，一系列超乎寻常的灾害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三峡大坝是否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环境、地质和气候灾难。先是07年重庆的洪灾，然后是08年的四川地震，接著是西南大旱，再就是今年长江中游三省罕见的大旱。
一些学者给出种种假说，认为这些灾难与三峡大坝的修建有联系。于是，中国从来就不缺的奴才们迫不及待地进行反击。他们替修建三峡大坝辩护的一个法宝就是，你们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大坝与灾难之间的因果联系。
在这些为当权者辩护的奴才们看来，只要反对大坝的人不能证明是大坝直接导致了灾难，修建大坝的决定就是正确的。这个逻辑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无视人类生命价值，对历史完全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有些风险虽然概率不大，但后果却不可承受。如果领导者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样的风险根本不值得去冒。当年赵紫阳支持反对修建大坝的专家们的意见，就是基于这个逻辑。赵指出，如果仅仅为了发电和防洪，大坝不是非修不可，而是有其他替代办法。其实，反对修建大坝最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如此巨大的工程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从事后来看，黄万里当年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不应该仅仅强调泥沙淤积问题。大坝建成以来的情况表明，还可能有比泥沙淤积更严重的问题。
据一位朋友告诉我，赵紫阳在试图说服邓小平推迟三峡大坝上马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赵强调民主党派中有不少人反对大坝，认为即使为了团结党外人士，三峡工程也不应执意上马。没想到，这个意见令邓很不高兴。此时的邓小平因改革初见成效，头脑已开始膨胀，他认为民主党派越是反对，就越不能姑息。于是，上不上三峡大坝成了一个由谁当家做主的政治问题。
我无从考证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但三峡大坝的错误决策，邓小平绝对逃脱不了干系。从康梁变法到邓小平改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风云人物都有一个通病——急功近利。这是值得中国人认真反思的一个大问题。其实，中国的变革者中，并非尽是急功近利之徒，但政治博弈的结果却总是急功近利的人占据上风，这背后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我以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太大，而地方自治的力量又十分不足。那些坚持以地方为本，在地方稳扎稳打进行改革的人，总是斗不过那些满口豪言壮语，急于建天下奇功的人。以地方为基础的变革，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可能太激进，而必须对常识给予更大的尊重。而一旦没有了地方对中央权力的制约，大国就很容易犯致命的错误。当年的重庆如果有较大的话语权，三峡大坝就绝对建不起来。
三峡大坝的决策失误会不会成为对中共大一统的致命一击？至少在今年以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但今年湖北、湖南和江西出奇的大旱，让我感到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了。不管是不是由于三峡大坝的原因，如果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和降水分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虽然不可能有人能完全证明，这个灾难是因三峡建大坝而造成，但中共将无法阻止多数人相信确实是三峡大坝带来了灾难，因此，中共要对此负责。
事实上，即使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气候灾变，中共已经非常难以应对自己的治理失败带来的各种危机。长江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资源来源，如果这一流域出现持续的大规模缺水，如果数以千百万人的基本生计因此面临威胁，以中共地方政府目前之腐败和中国社会目前之溃败，很难设想，中共当局将如何应对。
胡锦涛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共领导人，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也是一种能够带来赤地千里的大国之灾的能力，而三峡大坝带来的大国之灾，正在对这些大国权力的迷信者提出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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