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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国的异化
又到了一年一度纪念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时节。“六四”发生至今已经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反左、政治反右的政策思维下，纵容党国官僚以专制权力垄断国家经济生产工具和数据经营独占或特权事业，同时冷血无情地剥削榨取人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而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对于自然资源无穷无尽的掠夺基础上，堆砌出以党国权贵及其附随者为中心的现代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以及其繁荣表象所掩盖下的人权炼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无可否认，在整体上经济发展腾飞，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大致可以得到满足，在沿海大都会区，其经济发展和都市规划的进步程度，更不下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每每以所谓北京模式自炫其经济表现，而论证其成就之基础，乃在于威权党国的治理能力，并进以确证威权党国体制在中国之统治正当性与必要性。然而，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资本主义以经济成长作为政权维系的正当性基础，而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环境生态、公共精神、民主法治和人格自由为其代价，此乃为其整个国家发展埋下重重隐忧，而其最大的危机，则来自于党国的异化，即党国失去了它本身作为国家应有的从事社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中立性，以及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所根源的无产阶级立场，而成为以太子党和职业党工为主要构成的红色权贵新阶级的统治工具，专事权钱交易，积累新阶级的财富和政治资本，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国家，乃根本无心亦无能于处理或应付经济自利以外的问题，因为丧失自省能力的自身，便是问题的根源和问题解决的障碍。然而，欲绕开国家，而尝试发动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作为国家的替代力量则亦不可能，主要是因为其受到公权力的压制。长期受到压抑和价值扭曲的民间，如何能形成公民社会，实亦难以令人有所期待。
六四责任在党国
由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格的形成来看，“六四”实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集体反省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以胡耀邦和赵紫阳前后两位总书记所代表的体制改革努力，全部毁于一旦。李登辉当时以中国国民党主席身份，发表谈话宣示要「与中共彻底决裂」，更反映了此后台湾人民对中共的基本态度。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野上下在为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不以纵身经济利益的征逐和在逸乐文化中的自我麻痹，来涂抹六四屠城所遗留的历史伤口。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由赵紫阳于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政治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所揭橥的七项体制内政治改革纲领：实行党政分开、下放中央权力、政府再造、建立公务员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于“六四”后则遭到相当程度的停止，党政分开、社会协商对话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基本上都受到废弃。
为此，乃有论者责备于六四一代学生，认其欠缺民主的基本素养，导致学生运动内部对于学运阶段性目标的设定无法达成共识，以致运动时间过长，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也因而迫使学运在中共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出手而遭到覆灭。这类批评乃丝毫不公允，胡适在一九二八年〈论学生干政〉演讲中指出，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又在一九三二年〈论学潮〉一文中说：「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运用在六四学生运动同样能够成立，政治改革的责任在中年，也就是那些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们身上，六四以屠城收场，邓小平的独断、元老政治的专权和赵紫阳、温家宝的懦弱，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们，才是最需要扛起责任的人。
胡锦涛政治改革难以期待
赵紫阳因同情八九学运而遭罢黜，江泽民和胡锦涛则皆由邓小平钦点指定先后继任其党书记职位，由于统治正当性来自于邓小平遗命，而胡锦涛又是邓小平刻意挑选的党工官僚，胡锦涛的保守政治性格和其所坐落的政治格局，就决定了他领导下中共乏善可陈的政治改革成绩。当前的中共，可以说是一个各路权贵各拥山头的局面，胡锦涛虽维持着共主的门面，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势领导。胡锦涛并非不理解中国大陆阶级分化对立严重，也并非不理解中共党政机关官僚主义的沉痾已久，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无数人民抗争和维权事件的起因，但胡锦涛的因应之道显然都是唯心主义式的，如针对社会抗争，他提出和谐社会论；面对政治抗争，则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零零七年于十七大政治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揭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甚至到了二零一零年深圳讲话提出包含政治改革的全方位体制改革说法；事实上，胡锦涛旧死守共产党的领导，从未明白「权为民所赋」和权力制衡的必要性。直到今年三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上宣告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则等于宣告胡锦涛时代政治改革无望。
自从加入世贸易组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全球经济的连动越来越密切，其既为全球最大的投资生产基地，又为最大的潜在市场，作为世界经济秩序中的重要环节，加以作为全球最大的威权党国国家，其国家治理的稳定与否，确实会对全球人类和平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内部网络和通讯的控制，便直接威胁着各国与中国大陆有所直接或间接往来的无数人士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内部人民的监控和滥行拘禁，也威胁着居住在中国大陆各国人士的人身安全，更者，对台湾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更挟中华民族主义和强大国防对台湾的主权独立和宪政民主造成威胁。由是可知，中国的民主化和文明化，将会对世界秩序做出多大的贡献。刘晓波荣获二零一一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就显示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高度关怀，因为这并不是单纯的人道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一个不遵守国际法规范和践踏普世价值的中国，其恣意妄为的举动，都将可能会为全体人类带来灾难，因而这已是国际安全和平的问题。
中国大陆人权日趋恶化
自从北京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上海世界博览会相继闭幕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便日趋恶化，日常各地的维权事件便层出不穷，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国际瞩目的人权事件的作法，便可显示其态度的强硬与蛮横，如刘晓波获奖消息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对异议人士全面展开监控，并发动其友邦联合抵制诺贝尔奖；北非茉莉花革命飘香，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派出大量警察对各大都市中心广场进行监控，并加强对网络的控制，以防止异议者的集结；国际知名的行动艺术和建筑设计家艾未未遭非法拘禁近二个月，尚未移送法办；三月四川省阿坝州格尔登寺爆发西藏僧侣主张西藏自由独立的集体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军镇压；本月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爆发蒙古牧民为保卫牧地的暴动；而早在二零零九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就有了汉维七五冲突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亦可升高的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思从政治改革和社会和解着手改善，反而逆其道而行，不断投入维稳经费，强化国家安全保卫警察系统和网络警察对人民的恐怖监控。防民如防贼，对外保卫国家与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如今还带有对内镇压的任务，一种恐惧政权崩溃的末日图像油然而生。
中国即将崩溃？
具有责任感的中国政治家应该看到，如果中共不主动展开政治转型，适度开放参政，与反对派领袖共商国是，分享政权，一旦政权崩溃，由于缺乏足以取代共产党而具有统治经验的政治力量，中国可能会陷入长期动乱，其情形将如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因此，中共当局应当对于目前的维稳政策改弦易辙，思考以六四平反和恢复与主张中间道路的西藏流亡政府间谈判为新的起点，表达与社会和民族和解的诚意，同时在处理社会治安和政治抗争事件上，至少依法办事和服膺〈国际人权宪章〉之尺度，释放刘晓波、艾未未等未涉及暴力颠覆政权的政治犯，具体展现改革的决心，赢得人民的信任，支持共产党领导展开宁静革命，这才是真正的维稳之道。
（本文为新境界文教基金会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上午假台北市该会第一会议室举办《从六四看中国民主人权前景》座谈会引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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