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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神艾未未／之二 艺术家艾未未
【联合报╱谢小韫／文】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艾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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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右)家受宠的流浪猫，大剌剌地躺在桌上假寐，也成了与谈者之一。左为本文作者谢小韫。
谢小韫／图片提供 |
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艾未未是谁？
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有人说他是社会运动者、建筑师、人道关怀者，但本质上，他仍然只是一位艺术家。他说，他不喜欢被冠上这些头衔，他只是一个人，做了一些事而已。
2009年七月，日本东京Mori美术馆为他举办个展，我也应邀参加开幕酒会，并约他谈谈2011年底，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办他在台湾第一次个展的可能性。他知道我来自台湾，以腼腆的笑容及柔和的语调说：他很向往去台湾，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引导我看他的作品，并说，他在台湾的展览要有很多新的创作才行。
那晚的开幕典礼宾客云集，把Mori美术馆的茶会大厅挤得黑压压的一片，艾未未在围绕寒暄的人群里，显得有些不自在，却始终保持腼腆的微笑，好像与现场欢乐的气氛完全无关似的。
第二次跟他相见，是2009年年底。他应中原大学之邀，来台讲学一周，我约他来看北美馆的“蔡国强展”及未来他可能会展出的场地。他瞥见地下室的演讲厅门口，有一个立牌写著「因艺术家临时取消档期，特此致歉”，于是促狭地照了一张相片，说：“这是很好的展出方式，说不定我的展览，也要立一张像这样的牌子！”
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我招待他吃欣叶餐厅的台菜。他对乌鱼子这道菜赞不绝口，虽然乌鱼子的大量胆固醇对他的体型而言不是很适合，但他可不忌口，以“人要活在当下”为辞，笑呵呵地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
第三次是在2010年五月，我去参观上海世博时，与北美馆展览组长顺道去北京“草场地”艾未未的家，洽谈2011年展览的规画内容。
北京在奥运后，整个城市从一位典雅的老姑娘，像做了小针美容似地，一张脸顿时时髦艳丽起来，可是脖子以下，仍是老样子。老样子有老样子的味道。
流浪猫的签名
我们要去走访的艾未未，可不怎么喜欢不论是老样子或是新样子的北京。他认为北京非常政治，因为有巨大利益集团的所在，就有巨大的缝隙；有缝隙，就有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是，当权力本身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时，反而又有了巨大的自由度，各种其他的价值观就有可能在此生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有巨大的不合理，却又洋溢著人们生存的细节与生命力。
艾未未在北京“草场地”的家可不好找，从北京市中心坐计程车去，也得花上半小时，他家的门不像一般住家的门，反倒像个工厂的门。进得屋来是一个大花园，没什么惊世骇俗的装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草地。他宠爱的猫儿和狗儿三三两两的在草地上、桌上、椅边逡巡。一只白猫忽然跳上我们谈话的长桌，居高临下地巡视一番后，大剌剌地在他送我的纪录片封套上撒了一泡尿。他笑著说，这只猫是流浪猫，已经得了癌症，所以这张DVD最有纪念价值，特别签了名送给我。
在我们的洽谈中，他偶尔拿起手边的相机拍照，不经意地，想拍就拍，想用什么角度拍就用什么角度拍，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角度，简直不像拍照。照相机就像他手上的笔，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或画点什么。很少人像他这样对待拍照这回事。他希望他的表达接近于不表达，将表达和不表达的界限抹平，就是多拍，甚至拍到失去拍的理由。
这么多拍下来的照片都发到博客上，他说，他每天上网10小时。
他说，网络是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最神奇的事物，它使人有机会从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和历史结构中解放出来。它引起的自由和民主意识、个人觉悟、个人参与和体验，让人更加自由。它是真正的革命，最终将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从北京出境来台时，被扣留迄今
原订第四次的见面是在2011年4月5日，为艾未未今年底在北美馆的展览做最后的磋商。他却在北京搭机出境时，被扣留迄今。
今天，艾未未成为全球瞩目的异议人士，是因为在他的艺术创作里，融入他最心系的生存议题。就像他说，他在川震的废墟里，看到一个个埋在土堆里的学童书包，深感震撼，启发他创作长达十几公尺到几十公尺长的“书包”作品。他的工作室调查川震遇难者名单，制作出的纪录片仅是一个个人名滑过黑暗的萤幕，以单一的视觉表现形式，辐射出扣人心弦的张力。
艾未未说过：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生活到过瘾的时候，都是艺术。”
“谁也不能成为历史的逆流，谁也不能阻挡人们要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个人的自由精神，这是大势所趋。”
“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限定的时间，限定的条件，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都是散去的一阵风。”
艾未未在中国政府眼里，可能不太像个以艺术创作为职志的艺术家，但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想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艺术家的作品若触及政治、社会议题，往往不为当局所乐见，中外皆然。艾未未对此当然亦有所了解，所以对于艺术与政治这个课题，曾经解释说：“艺术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一种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也许，他的艺术对政治所造成的“可能”和“影响”，已经超越了他的想像，也超越了当局的容忍程度；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政府，或哪一位掌权者，对政治也许可以不假辞色，但是对艺术，可否多一些包容与想像呢？毕竟，艺术家的创作初衷比政治家处心积虑的谋略，要单纯多了！
（作者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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