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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引入、运用和本土化过程应当成为今中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单单新理论、新说法并不能自动形成社会文化批判,也不会自动带来政治良性变革。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的经验让我们看到，新理论是每个社会中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争夺解释的对象，批判现实和卫护现实的知识界人士都在运用新理论。今天，卫护现实的甚至比批判现实的更善于用新理论。
从80年代到今天这30年来，我始终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为此我在这个新版中增加了两个有关知识分子作用的访谈附录。从90年代到接踵而至的21世纪最初10年，我见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变得热衷于担当帝师、谋士、智囊、巧辩术士一类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并且不断用各种理论来为这种转型提供合理性。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转型完全是他们价值理性判断和自由主体意志的“我选择如此”结果，相反，我在这种不幸的转型“选择”背后，看到的一只始终在影响、控制着他们角色定位的无形之手。我并不想把自己对知识分子传统作用的理解强加于那些用新理论，包括新的知识分子理论武装起来的“有机知识分子”们，但我确实不能不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转型”表示我不赞成的看法，这是我在《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中所持的看法，也是我今天仍然没有改变的看法。
2010年6月，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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