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再高调喧嚷“和平崛起”
6月3日，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等人对外公开发表主题为“中国领导人自信降低”的访华观感。主要内容是两点：首先，面对不再超过10%的高增长经济，北京不知所措。 其次，对北非中东推翻独裁政府的运动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上资讯的不可控制，中国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在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
这并非中方接待者一时失言导致美议员产生如此观感，因为最近多种迹象表明，与以前高调表示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很不一样，自去年按GDP排名中国成为“老二”以来，中国政府高官多次公开表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力。中国社科院更于9日发布《美国蓝皮书》，表示未来20到30年内，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会动摇。
中国为何要谦辞未来“老大”
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将中国的GDP排名预测配以惊人的结论推向国际视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 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
这则消息不象数年前高盛公司的雷默推出的《北京共识》那样让中国政府开心。那年，雷默预言“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行将群起摹仿的模式之时，北京真是欢欣鼓舞，仿佛世界领导者的宝座在望，“中国模式”论盛极一时。但这次北京对IMF送上的这份大礼并不高兴，专门由中新社发布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5年超美引争议，算法不同致‘被提前’”，专门请了两位专家来分析 IMF这一报告，指出计算汇率时太冒进，购买力平价法的准确性差，与实际市场汇率的差距比较大。
这次北京感到“被提前”的委屈可以理解。抛开购买力平价缺乏准确性这点不论，仅以GDP规模一项就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世纪元年”，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GDP核算体系本身有许多缺陷，比如它不能衡量有关人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指标，如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环境损耗等，也不能衡量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本效益等。早在去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时开始，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论者都指出，从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及竞争力而言，衡量人民生活质量与技术创新能力更有实际意义 。且不说日本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是中国人均GDP（3800多美元）的十余倍，排在世界103位这一事实，无论从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贫富差距、社会福利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等方面，中国与日本都没法相比。
与“老三”日本的差距已经这么大，与老大美国的差距那就更大了。早在IMF发表报告之前的3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标题就叫做“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其中引证了2009年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表明中国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过高，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仅相当于美国工业化初期即1870—1910 年的水平；第三产业则比发达国家的比重低了一半。在国家统计局长如此自谦的状态下，IMF那个宣布中国5年后赶超美国的报告又怎能受到北京欢迎？
策略改变：攘外之前先安内
中国近年经济增长不再高于10%
表示“谦虚”的当然不止中新社与马建堂局长。近日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的发言更值得寻味，在回答什么是解放军应该保卫之核心利益时，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是明确地表示安内重于攘外了。联想到国务委员戴秉国于去年12 月发文，称“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完全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非常不妙。
经济上的瓶颈有如下数项：火烧眉毛的急务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当糟糕，列其大端有高达15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与数万亿的银行烂帐；以及土地市场萧条之后，地方财政随之陷入困境。长远看问题亦多如牛毛：中国面临人口与资源的严峻约束，环境生态在过去30年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以往那种以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的低效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种种困难，最大的难题是支持中国从劳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转型前景很不明朗；持续了几年高通胀不仅导致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民怨沸腾，还导致金融环境紧张。过度紧缩银根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极为困难，经营上陷入困境，现已进入2007年以来的第二轮中小企业倒闭潮，预计下半年将有40%倒闭。这种情况下，就业问题会雪上加霜。
至于政治上，今年北非中东独裁国家相继倒台，中国政府认为只要保持经济发展就能维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想法，被这些国家的革命击得粉碎。因为这些国家的“面包契约”比北京政府履行得更好。面对各种纠结在一起的社会矛盾，一场网上发动的亦真亦幻的茉莉花革命都使北京如临大敌。在此情况下，在世界炫富示强已经不是北京的第一需要，维护共产党统治的稳定成了“第一需要”。这就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去逐年攀升，并超过军费开支的大背景。
可以说，目前北京被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所逼，不得不重拾“韬光养晦”之策。用英英译文的意思，这一韬光养晦之策就是在弱小的时候“隐藏野心，收起爪子”。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是中国政府多年加力培养的亲华团队，北京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虑，甚至担心换届之前失控，即做“天启”而不得担心成为“崇祯”，可见北京对形势的判断远比外界要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