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广东增城事发，尽管当局动用了除开枪之外的一切手段以震慑，但据说至13日为止，在广东各地打工的川籍民工还源源不断地赶往增城支援。一名孕妇在一超市门口占道经营摆摊引发的冲突如此激烈，让中国社会各界从中闻到了一触即爆的浓浓火药味。

对这种局面最感痛苦傍徨的其实是以知识分子、城市白领为主体的中产阶级。道义上，他们都知道这是政府多年压榨过度所致。老百姓比较怕官府，在与官府发生矛盾时，一般是退让避祸，只有退至无可再退之时才会起而反抗；但理智上，中产阶级更清楚地知道社会失序以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他们。

在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将成为被殃及的池鱼。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最辛苦的人群，因为得以进入中产阶级的前提是受教育获得专业知识。这些知识不能通过家世传承，完全依靠学习积累。在中国这个上升机会稀缺的社会，无论是城市平民还是农家子弟，大多都得经过多年辛苦打拼方能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在政府体制化施暴而引发的利益受损者无定向报复性暴力中，他们是最无奈的一群。比如社会底层在种植养殖及食品加工过程中大量生产有害食品，中产阶级是主要消费者，政府部门、大型国企及金融系统早就通过建立蔬菜及食品自种基地来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如果将社会底层反叛视为一个渐进的过程，社会治安恶化可被视为底层社会成员零星的叛乱。官员与富豪集中居住的小区早就有了严密的安保设施，倒是一般中产居住之地付不起昂贵的安保费用而疏于防范，容易成为抢劫强奸等各种治安案件中的受害者。

雅虎在增城事件发生之后，推出的专辑“城乡冲突不能用暴力对话”，集中表达了这种忧虑。

该专辑有些说法正确，如“暴力的结果就只会带来以暴制暴，暴力革命在我国政治宣传中曾有过正义光明的一面，但事实上，它所展现的几乎都是血腥、破坏、动荡不安和一地鸡毛，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暴力革命从没有带给人幸福，而是使人通往奴役之路，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而有些说法放置在今天中国社会政治大背景中来看，实有污名化社会反抗之嫌，如“暴力实施者和赞美者往往打着追求平等权利的旗号，但是从逻辑上看，暴力与反抗是矛盾的，……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也就是说，一旦暴力的压制与反抗存在，便不可能重新建立起平等的公正的理性的社会。因为违法剥夺他人生命，本身即是作恶。”

杨海鹏在其微博中的发言既表达了他对政府的绝望，也表达了他对暴力革命后果的认知：“让我们为国家的和平祈福吧！别指望那些政治家们，他们在手淫和谐社会，意淫大国崛起；别指望暴力，暴力只会诱发更大规模的暴力，国家将失去再造之机会。我们只有身体和常识，把身体放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 用常识说服他们。知识分子，惟一可做，就是剔肉还骨，以酬国家！”

杨海鹏的愿望，即“站在威权的枪与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去说服双方，其实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竭力在做的事情。但因为这类知识分子主张实施宪政民主，通过政治制衡将民众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自由言论、自由结社等）还给民众，而政府却将他们的建言与思考当作颠覆政权的言论。他们对暴力革命后果的深刻反思，使得他们希望告别革命，因而也使民众与部分边缘知识分子将他们看作是权力的同盟。在乐清钱云会之死事件中，参与公民调查团的于建嵘的遭遇就已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已经没有选择中间立场的可能性了。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深深理解中产阶层的忧虑疑惧。因为无论当局是否能够幡然醒悟，改革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已成定局，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当局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足够的可供农民生产生活的土地，没有为失业者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现代生产部门，甚至连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被糟蹋得不成模样，污染的水与土地正在侵蚀人们的健康。任何一种能够设想的改革方案都不能解决许多堆积下来的问题。

正因为中间地带的消失与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少精英都选择移民海外。据人民网一文引述的研究报告，称内地27%富豪已完成投资移民， 47%正考虑。在外人看来，这些精英是经济成功国度的成功者，为何他们不以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作为安居之地？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完全与外国观察者那种雾里看花的观感不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已经让他们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