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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说，目前党的领导体制中尚存在的主要弊病是：
(一)作为执行机构的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在组织制度上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决策权、纪检权全部集中于执行机构手中。
(二)党的决策机构虚置，难以保证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和决策内容的科学性，并使决策失去了最重要的纠错机制。
(三)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格不到位，纪检权被置于党务执行机构之下，实际上成了党委权力的一部分，很难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如邓小平所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注⑦
四. 分权制衡是当代普世价值
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建立并贻害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制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流毒甚广。这种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上层领导人，而广大党员则是听吆喝的，全体党员都应当服从某一个领袖。一人可以凌驾于百万千万人之上。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肯定，这是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正如君主国以君王为主体、民主国家以公民为主体一样，民主型的政党也必须以党员为主体，这是当代普世价值之一。
民主型政党正是因为建立在党员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行使全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则分别掌握执行权和监督权。于是，党内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便成了普遍规律。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仅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实行分权制衡，现代企业，以及各类官方非官方机构，盈利非盈利组织，都是如此。这也是当代普世价值。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
股份制企业就是建立在承认和保障股东产权制度基础上的。股份制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由它行使整个公司经营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务机构，代理股东大会行使日常决策权。经理人是公司决策者(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所作决策的执行者，要对决策者负责并报告工作。监事会则是公司的监督机构，行使监督权，也要对股东大会、董事会负责。一个现代化公司必然要求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如果三权通统掌握于一个人，譬如说总经理手中，那就不正常了。若不及时纠正，公司的发展就如同埋下了定时炸弹。
或许有人会说，我相信这位总经理大公无私，他即使大权独揽也不会以权谋私。但是，无论对企业领袖，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仅仅凭主观上相信其公心或能力，是靠不住的。办事业，还是需要制度的制约力作保障。
譬如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在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的体制下，中共中央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过程中，即使发现饿死了许多人，也不愿及时修改自己作出的 “高举三面伟大红旗”的决策，反倒要打击彭德怀等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同志，以维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英明决策”的面子。这也是搞“议行合一”，没有分权制衡的悲哀。
痛定思痛，太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分权制衡问题!
分权制衡为什么是普世价值?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很明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止。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⑧
是的，分权制衡，说透了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使两种(或多种)权力达成平衡，以利于社会发展。
五. 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特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300人左右，县党代表3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党的纪检机构有权对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也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此外，党的执行机构也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共“八大”落实了党代会常任制以及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立，毛泽东只能在中央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二者之中担任一个机构的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必须每年一次接受全国党代会和地方各级党代会审议的话，那场空前浩劫还能够持续那么漫长的岁月么?
以上关于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方案只是一个基本轮廓，比较简略。为了抛砖引玉，先提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然后再逐步细化。方案接近成熟之时，还有待于中共中央启动党章修改程序。
2011年6月5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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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选读》
注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注③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注④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版
注⑤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毛泽东》
注⑥ ：见安徽人民出版社《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第1版
注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注⑧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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