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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中国的执政党
日期:7/2/2011 来源:RFA 作者:戴晴

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无由挑战的执政党,名号为“中国共产党”——这无人不晓。问题是,它依旧如160多年前如马恩所宣称、90年前由列宁所手创的那样,是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者同盟么?

奉世界革命为圭臬,并且在被压迫民族里边创建分支机构(包括“中国支部”)的第三国际,早已宣布解散。二战之后拔地而起的社会主义阵营也解体20多年了。依旧打著红旗、掌著国家行政大权、并且还自称为“共产党”的,世界上还剩五个。本来,旗号和是否在位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没有标准呢?

人们最先想到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时至今日,以笔者之有限阅读,尚未见中共当局对1847年马、恩两位起草的这份纲领,做过正式撇清。非但不撇清,官方正史一以贯之的做法,是将该文献与中共的成长、壮大、高尚、无敌紧绑在一起。

虽说近年毙掉的、抓起来的、跑到境外的CCP高官,和共产主义真谛的联系,也就剩下案发之际拿掉的那张党票了。不意近日该党指挥下的广州部队文工团,为其九十大寿献上的话剧《共产党宣言》,竟惹出台上台下一片发自内心的激情兼热泪——当然它讲的是1920年代末中共还没也走进乡间、抓牢农民,尚处于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发轫期的故事。本著者坚信那年头秘密宣誓参加共产党的,绝不会想到法拉利跑车和盘古大楼顶层四合院——时至今日,这已是红色贵族日常享用。问题于是变成,今天在中国执政党的那个党,还是不是《共产党宣言》所定义、所激励的共产党呢?

这部《宣言》里边,最为先贤所称道也最具号召力的,当属“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90年过去,不能说中共没有竭尽全力地“谋”:上海工人三次暴动、南昌和广州起义、开创红色根据地、长征、以及调动兵力上百万的“解放”战争,哪一次不是尸横遍野?照中共自己的说法,这都属于“谋”之手段,至于“利益”,只待好人把政权从中外坏蛋手里夺下,只待红旗飘上天安门,为咱工农弟兄谋利益的好日子开场了——无奈六十年过去,不说3700万人活活饿死(属于“交学费”),怎么到了今天,只见都市的“血色豪华”,只见党国高官令世界瞠目的采购力,至于“绝大多数”:下岗和在岗的工人、失地农民……,事业初创,领导们都很忙,总有轮到的一天。

再如《宣言》在精神领域(关于“自由”)所称道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拿这段话卡一卡中共1940年代争民主时候的言说,比如大救星那篇《论联合政府》,真可谓同声同气押韵合辙。但天下打下来之后呢?我们知道,“自由”确实郑重地写入《共同纲领》和宪法,可惜六十年现实告诉我们的是,连李济深、张澜、黄炎培等极肯与之合作的一流政治家,都明智地自我噤声,何论储安平、罗隆基、林希翎们;还有从顾准到艾未未、冉云飞、滕彪、陈光诚等一整批坚守良知的自由思想者。至于从彭德怀到的辛子陵等一心救党的好同志,平心而论,他们并没有拿“自由”说事儿,却是连赤诚进言的空间都没有了。

但《宣言》里边触目皆是的精彩论说,虽说150多年过去,在而今中共天下,竟意外显得亲切又清晰: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

在这里,还用得著列举人行工行、石油石化、铁路航运、通讯传媒等等“国字头”们么?也不必引用多少人占有了全国70%的财富和已然接近5的基尼系数吧;只说几乎没有一天不曝出的暴力拆迁、暴打摊贩、商业性截访……包括临川大楼爆炸和威风凛凛开赴增城的上万武装……。

中国似乎回到了1847年马恩两位老鼻祖所观察与感受到社会。莫非,依照《共产党宣言》,90岁的中共正面临凤凰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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