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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确立中国国民主权最高性
今年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国的第一百年，很多中国人宣称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我们台湾人顶多只承认这是亚洲至今维持最久的民主共和国。一百多年前，大清帝国的满洲权贵因为无视于世界潮流、民心思变，对于立宪的准备与推动毫无诚意，错失了变法改革的机会，最后导致革命军兴，而以武昌新军起义为引信，在中国本土南方各省以及蒙古、西藏独立的浪潮中，不得不由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奉隆裕皇太后叶赫那拉?静芬懿旨，下诏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国体定为共和立宪，从此结束了三百年国祚。
就在辛亥革命的前十五年，台湾才因为抗拒割让日本，一度宣布独立别立民主国。台湾民主国是中国宇宙洪荒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标榜立宪主义和民主共和的国家，也是亚洲真正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则是在中国本土上根本地终结了君主世袭的封建体制。袁世凯中华帝国和张勋拥护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失败，充分地证明了主权在民和立宪共和已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同时也成为近现代中国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源。因此，作为法统的国会，是历届北洋政府和南方护法政府合法性之争的核心问题，而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制宪，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也都必须在形式上完成以国民制宪权为其精神的民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建构。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与成就，就是从此确立了国民主权的最高性。
中国国民主权民主实践的理念和经验
五十年前，中华民国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公民投票方式经由人民自决确认其独立建国的事实，进而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上，增补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进行制宪。我必须指出，制宪国大代表在台湾虽然是由台湾省参议会选举产生，但台湾省参议员选举是一次自由的普遍选举，制宪国代的间接选举也符合了自由选举的精神，而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制宪国代区域补选，基本上也是自由选举，这一历史说明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中国已经具有举办全国性自由选举的一定能力，而事实上，所谓地方自治，早在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就已经以上海、天津为前导，由清德宗于一九零九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开始在直隶和奉天省的乡镇一级进行试点试办了。
以〈政协宪草〉为蓝本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并未因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求索民主过程中一件供人凭吊的纪念文件，而是至今仍在台湾有效施行的宪法文本。其虽然与台湾的空间条件有所捍格，但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立宪主义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以和平建国为目标，明确表述了中华民国基于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和方略，揭示了对于中国人民基本权利、省县地方自治和蒙古西藏民族自治的保障，人民作为国家的主权者以自由的选举决定中央政府以至省县各级地方政府政权归属的权力，以直接民权、权力分立制衡和司法违宪审查制度确保民主与人权的机制，以及国家有关外交、国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基本国策的民主原则，尽管颁布施行未几，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间即展开战争，在中国本土上乃另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进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国宪法〉的理想没有机会在中国本土实现，但一方面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在立宪与民主化上种种思考与尝试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它所标榜的理想和价值，则又指引著台湾民主化的道路，提供台湾党外反对运动批判国民党政府威权统治的各种思想材料和运动养分，也提醒与催促著蒋经国、李登辉领导党国展开宁静革命和平转型。而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已是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这一事实正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价值和可操作性的最佳证明。这说明了民主制度可以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主义得以实现的一条途径，从公民人格的型塑、人民公共意识的自觉和公民社会壮大的需要等方面来看，民主是实现民本主义天下为公理念国家行政成本负担最轻社会效益最高的最佳途境。源自西方的宪政民主成功地嫁接在继承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土地上，这一事实再次说明了，宪政民主仍是辛亥革命百年来为中国人所值得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中华民国宪法〉饱满地刻画了半世纪前中国人对中国民主化的热情、信心和理想。现在的中国本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国民素质远远超出当年的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有什么理由以国情不合或为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来拒绝自由的民主呢？
西藏流亡民主的超凡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曲折逆流，它的党国对于社会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的党国，非但架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同时也让红色权贵以权换钱，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党国虚假的称法。尽管如此，它追求经济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建国理念，则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为它献身，甚至于包括一九五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的西藏法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即多次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藏区推动以民主改革为名的土地重分配和所谓解放农奴政策之前，一九五四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便已亲自主持西藏改革委员会，对西藏进行土地改革，并蠲免穷人税负。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西藏民族出中国，在印度达兰莎拉延续了甘丹颇章王朝，而竟从此和海外十数万藏人共同创造了一项政治奇迹：民主化。
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坚信和领导下，西藏甘丹颇章流亡政府得以立宪主义原理重建权力分立的民主政府架构。一九六零年西藏人民议会成立，一九六三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颁布〈西藏民主宪章草案〉，当时年纪未满三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曾经身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因目睹印度国会民主而深受感召，亲自在〈宪草讨论稿〉当中提出议会得罢免达赖喇嘛的条款，惟不为流亡人民所接受。一九六五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再又废除了贵族制度，落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流亡政府对流亡社区人民进行民主训政后，一九九一年六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批准并颁布了他于前一年强力推动制定的〈流亡藏人宪章〉，并且历经了十年的讨论和审议后，在〈宪章〉中确立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分别由西藏三大地理行政区、五大教派和北美洲、欧洲流亡藏人选举产生的方式，而在建立起完整的议会制度的同时，〈宪章〉也引进了公民投票制度，达赖喇嘛可就他所反对的议会法律复议案送交全民公决。
西藏流亡政府噶厦的统治正当性基础，则首由拥有政府最高权力的达赖喇嘛的直接任命向议会选举转移，首席部长噶伦和各个部长皆改由达赖喇嘛提名两名以上候选人经人民议会选举后任命，二○○○年一月第十二届议会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建议修宪，噶厦改由全体西藏流亡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噶伦与其所提名之各部部长人选经议会多数同意后产生，首任民选噶伦，即由自卸任议长职务后转战噶伦成功的桑东仁波切罗桑丹增当选，二○一一年八月，当选第三届民选噶伦的洛桑僧格则将率领第十四届噶厦就任，别具意义的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早在二○一一年五月，已主导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通过修宪，将其国家元首权力全部下放，自行终结了达赖喇嘛的政治职务，民选噶伦今后将兼领国家元首的职权，其宪政上的地位，乃已相当于总统制国家中的总统。一九九二年二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一文，表明当西藏获得自由以后，西藏未来政体将是一个世俗的总统议会制民主政体，将选出总统取代达赖喇嘛担任国家元首，届时达赖喇嘛不会在政府中担任任何传统的或政治上的职务，二○一一年西藏虽然还未能自由，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已毅然决然提前展开并完成了流亡政府的世俗化民主政治转型。最新修正的〈宪章〉第一条规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民族的怙主、藏人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西藏民族统一的代表及合法的代言人”，而仅以民族保护者与象征的地位，对“西藏民族的道德品行、宗教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西藏问题的得到解决”提供指导。
经过流亡藏人五十年的努力奋斗，西藏甘丹颇章王朝神权政体，历经和平转型，从此蜕变为民主共和政体。佛家众生平等的理念，和〈世界人权宣言〉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在这里美妙地连结融合，造就出西藏民族在流亡中建立现代化宪政民主的亮眼成就，西藏流亡民主的经验和智慧，不单单属于流亡社区，也属于全人类，乃至于中国。因为它证明了宪政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和应然性。只要拥抱和信仰自由民主，相信人民，民主便可能在不断的制度完善和人民意识的启蒙觉醒中逐步扎根和实现。而最值得一书的是，西藏的流亡民主转型，是变革模式的一种典范，完完全全出自于领导菁英的自觉，事实上，流亡社区从没有出现挑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政教双持政体的反对意识和政治力量，因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这种自觉的转型选择，比之台湾蒋经国、李登辉夹杂有因应国民党政权在反对运动挑战下的生存与延续策略考虑，乃更加崇高和纯粹。
中国民主化的最佳途径
让我们再次回顾中国大地百年来的民主化历程，辛亥革命给了我们三个启示：第一，清朝的鼎覆，是因为满清权贵不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积极展开立宪共和。茍且因循的结果，就是使郁积的民怨不得不藉由革命爆发出来，而导致自身的灭亡；
第二，武昌起义后，当时中国各地方纷纷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显示省从元朝以来已成为稳定的行政、地理、文化和认同的单元。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的自由化与民主化可思考按各省区和直辖市情形个别展开，不必全国同步进行。而各省独立，同时裂解大一统之意识型态，在中国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权转移方式；
第三，辛亥革命严格说来并非代价惨烈、国民牺牲巨大的革命。在南方各省独立建立民国之后，清朝政府盱衡南北实力、民心向背，很快就决定要停止武装镇压，与民国临时政府进行和议。而当和议一成，清朝便顺利宣布禅让。当时清朝仍掌握北中国，论国力仍足以与民国相抗，尽管面临各省独立风潮，负隅顽抗、南北分治仍有其可能，但何以形势急转直下，原因在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接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条件，向民国承诺将迫使清帝退位，终结帝制，而清帝选择退位，则并无虞政治清算报复，仍可保留相当尊严。这里说明了和体制内改革派的合作，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民主转型的社会成本，使之尽量和平完成，而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应有此体认，只有主动投向改革，身家性命和既得利益才有可能获得保全。
中华民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及其于世界冷战结构崩溃后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两次结局迥然不同，而更皆有不同的国际因素。战后由训政转为宪政的失败，固然和民国政府迷信可以主导转型而轻视共产党为首的反对力量有关，但美国对共产党本质的误判，撤除对民国的支持，任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共产党提供后援，以致朝野形势逆转，亦是重要原因。台湾民主转型以宁静革命方式获致极大成就，则与国民党政府在蒋经国的领导下，自台美断交后仍坚定亲美外交路线有关，民主转型是台湾持续获得美国同情与支持，而得以作为美国和西方普世价值的象征阵地，而在冷战后继续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选择，而台湾的领导者则智慧地在被美国和世界抛弃后看到了这条唯一的出路。因此尽管反对力量仍不足挑战国民党党国，国民党仍决定转化其统治正当性，这一决定使国民党此一外来威权政权走向本土化，而竟得以在台湾长期存续和二度执政。
西藏流亡民主转型，更是一由政府绝对主导的过程，流亡社区在自由的国家印度的土地上，加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英明睿智的领导，虽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今日身后问题逐渐浮现，但自流亡印度起，从没有实现民主化的现实迫切需要，其之转型自始即为拥抱普世价值，并使西藏与欧美自由世界形成价值同盟，成为普世价值的象征阵地，在价值与战略的选择上，乃更见其智慧和难能可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共领导人至今还未显现出面对民主转型的信念和准备。他们以政治专制和经济剥削所建立起来的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而沾沾自喜，声辩只有依赖专制，才能有效解决中国众多人口对于地球环境资源的消耗性消费。殊不知，共产党集团的寡头统治，纵容各级各地山头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维持与壮大其利益共同体，才是中国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共产党恃强凌弱，视民如盗贼，投入庞大的国家资源用于愚弄、镇压和监视人民，却吝于解民于倒悬，在社会福利、司法独立和资讯公开等方面做同等的国家投资，共产党更一意垄断国家权力资源，除了为其张目的合作党派外，丝毫不愿开放政权与党外分享，甚至允许有反对党的制衡监督。中国大陆朝野、官民和民族间的矛盾尖锐，社会信任脆弱，一旦发生动乱，确实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维持整个治理的局面。若果是如此，则共产党更应该要主动励行国政和党制的民主改革，下放垄断性权力，缓和社会对立，而且要从中华民族长远的利益福祉来看，投入资源、创造条件，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和实现地方自治，培养人民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治理的能力，改造民族性使之融合于当代文明世界秩序。这是有权力者的责任伦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我们看不到这种愿景和承诺。这并不是空谈和幻想，实际上，辛亥百年历史便提供了丰富的教训，〈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华民国宪法〉曾经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与步骤，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经验，也可以凝结出有效和可行的作法，一切只看共产党愿不愿意公开宣示和拥抱自由民主的价值，学习蒋经国、李登辉、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智慧和决断，提出时间表，承诺如何践行而已。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党至今仍在高倡中国特色，夸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充分显露其毫无反省与自觉，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共一旦崩溃，中国人民所承受一切灾难的根源。
西藏和台湾要合作反共，共同实现被中共压迫人民的解放
台湾位居海角，西藏则远在天边，台湾怎么会牵扯进汉藏或藏中的关系当中，这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和台湾的压迫有关。
一九九八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柯林顿（William Clinton）会面时，则就藏中双边谈判的展开，提出了前提要件，此即“达赖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藏中关系外第三者拉进来，要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实在是相当荒谬和恶毒的作法。因为台湾的地位如何，并非藏中双边的实质问题，也与藏人的现实生存利益无关，而藏人也更无权置喙或作成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图谋，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为分化台藏关系，削弱台湾对于流亡藏人的同情和支持；另一则为造成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可为政治利益出卖台湾对其信任的印象，彻底摧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道德形象和政治威信。这则也让我们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与梵蒂岗城国外交关系的个案，同样也是要求天主教教廷先行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中国的承认转移问题，实际上这则是一桩魔鬼的交易，要教宗在牺牲台湾的决定中同时也付出道德的代价，在这一问题上，反而是台湾从宗教的高度表达了体谅和理解的态度，因此中梵建交的障碍，主要为中国教区主教的任命权。同样为世界级的政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处境之艰辛无以复加，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魔鬼交易，始终拒绝出卖台湾，所谓生死穷达不易其志，维护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道德底线，实在令人更加敬佩和感动。
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水相隔，马英九总统于二○○八年就任之后，对于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乃不遗余力，开放中国大陆人民来台观光、自由旅行和留学，以及〈海岸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扩大两岸的经济贸易往来密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台湾人民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感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两岸关系的和解，固然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所乐见者，但台湾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立场上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而倒退，却是让人感到不忍和不值的。就此而言，台湾人民更需要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的精神领袖的引领，坚定信念，保持乐观。我们感谢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在台湾二○○九年八八风灾灾后重建后，不辞千里，前来台湾抚慰民心的慈悲和盛情，但我们也看到了马英九总统在拒绝接见尊者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畏葸和怯懦，令全体台湾人民深感惭愧。〈中华民国宪法〉明文保障西藏民族自治，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蒋中正总统更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宣示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此后以降至李登辉、陈水扁历任台湾总统，均持此一立场处理西藏政策，而却在马英九甫上任，出现大倒退，指中华民国只尊重西藏自治，不支持西藏独立，与蒋中正对于西藏前途的开放态度，截然不同。中华民国早已退出中国大陆而台湾化，我们不知道台湾人的总统究竟是凭哪一点有资格对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做出主张的？你只能尊重西藏民族的自决，并对西藏民族的决定给予祝福。按照马英九的逻辑，如果西藏不能自决独立，我们则怀疑他是否也主张台湾人民有权自决前途。站在人权的高度，没有人有权力要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人民必须安于现状的，抵抗权是人民最后的防线，一百年前，中国各省和各民族可以从大清帝国和洪宪帝国宣布独立，为什么二十一世纪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不可以。
流亡藏人开出了民主，这是真正的自我统治，西藏流亡政府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实施名副其实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自然绝非现在受到中共党国殖民宰制下的虚伪自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以流亡民主，为日后的西藏培养统治人才，确是用心良苦。而如果西藏民族可以实施民主自治，汉族则更没有理由说做不到，台湾不就如此吗？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实现中间道路，为了藏汉民族的友好共处，更对藏人一再谆谆教诲，不要仇恨汉人，因为汉人所受到的压迫，不会少于藏人。一切的问题都出在党国专制，以及中共党国对汉民族主义的绑架。而无论无何，未来自由的西藏，仍然要和汉人做邻居。台湾有许多政客以歧视和敌视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强化台湾的主体性和认同，无疑地是一种引鸩止渴的作法，这对于两岸和平和和解非但没有好处，还可能使民主转型后的中国，在台湾议题上，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而成为台湾的敌国。在中国民主化的条件还未成就前，中国大陆人民没有机会摆脱中共的洗脑控制，因而是无法对其有所期待的，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则会反过来，从他所能影响的变数先控制好，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宗教情怀投入教化流亡藏人，以功德回向汉人，这一精神与悲怀是值得所有的台湾人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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