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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人们早已意识到，军队国家化与中国民主化是一体的，《零八宪章》对军队国家化的诉求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军队国家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属于、不听命于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军队不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服从不参与对异议人士镇压，军队只听命于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律所规定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
回顾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军队按其所有权可以分为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党卫军和国家军队。军阀的军队就属于私人军队，如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些大大小小诸侯的军队，而在近代，如北洋的军阀们。皇家军队是属于皇族的，比如明朝和清朝的军队。党卫军是属于政党的，比如纳粹德国的军队、苏联红军，这些军队带着意识形态的颜色，被政党绝对控制。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的士兵经常也担任保卫国家的责任，但前提往往是私人、皇家和党既控制着军队也控制着国家，或者对控制国家有强烈的企图。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就成了私人、皇家和党控制国家的工具。用列宁主义的理论术语来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以上相反，国家军队则是这样一种军队，它不控制国家却属于国家，它只听命于民选政府而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它不介入国内合法的政治争端也不接受任何私人和政党的的控制。民主国家的军队就属于国家军队，比如美国，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与美国军队无关，谁被选为美国总统谁就是美军总司令，到了总统该下台的时候，军队也不会再表忠心去挽留他，一切按照宪法办事。
在现代民主国家，军队属于国家，而国家主权最终应该在人民手里，为了使人民主权的原则在军队管理中得到确认，法律通常会规定军队的最高长官就是民选政府的领导人，军方领导人充当民选领导人的顾问并执行民选领导人的决定。文官统率军队不是因他是天才，而是因他是民选的代表，责无旁贷的承担指挥军队的义务。即使偶尔要由军人出身的人担任国防部长，也应由法律规定担任此职的军人必须在退役多少年后才能担任此职。美国规定军人必在退役10年后方可担任国防部长。另一方面，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服役的人员不再实行无报酬的义务兵役制，而是象各行各业一样实行有报酬的雇佣制；军队不去从事那些本职工作以外的社会活动，如修路、修桥等公共建设活动，只一心一意专注于本职业的训练和建设。军人以军事为职业，不得经商，不得从事除军事之外的其它活动。军队内部非战斗人员的文职化、实行军衔制等。再一方面，在现代民主国家，由法律明文禁止任何政党和团体在军队中建立支部；军队必须与一切政党彻底脱钩，军人不得组成政党或加入任何政党。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军队严格保持中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国家在废除专制后确保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军队不支持任何政治观点和任何派别，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服从民选的国家领导人，不服从任何政党的领导。军人必须退出立法机关，不得担任议员。军人作为选民有选举权，可参加投票，而军人只有在退役后才可参加政党、充当政治候选人参与竞选，才可在政府做官，这也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民主国家普遍实行军队国家化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不仅是由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的，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比如，英国的职业军队创建于1642年，而其政党形成于1679年以后；美国军队建立在1775年独立战争中， 其政党则产生于1787年前后。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来看，民主国家政党通常不是在革命的环境产生，而是在建国后由议会中不同派别逐步发展而来。从民主政党的使命来看，民主政党通常不领导颠覆性的革命、只参与竞选，进行合法的权力更迭，这也使其不直接与军队发生关系。
与以上不同，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落后的国家，政党往往是在民族危亡中应运而生，政党不是产生在公开的议会，而是产生在秘密、非法的环境中；不是产生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而是产生在战斗频仍的革命时期。政党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革命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胜利，在革命胜利后要保卫胜利成果，因而必须直接领导指挥军队。比如共产党的中国就是这样，先是组织了共产党，然后共产党又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一来，共产党与军队往往是合成一体，天然地形成直接关系。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纪要中，规定过“支部建在连上”，中共也由此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长期以来，这支军队被称为“人民军队”，也被称为“共产党军队”。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将此总结为一句话：“人民军队忠于党，人民军队为人民”。这个总结比较形象，也比较符合事实。说这支军队是“人民军队”，这是因为人民养育了这支军队；说这支军队是“共产党军队”是因为这支军队只听从共产党的指令。事实上，中共建政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家利益方面多次出力流血，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也确实多次听令于共产党内的实力人物，对党内的其他政治派别进行过支持或镇压。比如，“打倒四人帮”这件事，无论性质如何，其实质是一场有军事支持的政变；再比如，一九八九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军队国家化，这是迟早的事情，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中国社会远没有军队体制改革方面找到共识，这里面充满了艰巨和凶险，也是必然的。2009年1月19日，《求是》杂志刊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文章，称：在当前敌对势力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形势下，铸造我军官兵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尤为重要。从徐才厚文中可见，连主张“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接受的，是敌对势力所为。可悲。
军队国家化对于中国军队本身具有诸多意义：
第一，军队国家化可以充分保证现役军人的待遇和退伍军人的福利。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国家军队对现役军人实行雇佣制，军人的报酬是有可靠保证的，同时也可以为退伍军人的福利提供法律保障，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福利固定下来，形成完善而明确的制度。这种对退役军人的福利制度在民主国家屡见不鲜，比如，美国军人在退役后就可以获得到大学进修的机会，这成为许多军人退役后的一种优先选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人军队、皇家军队和党卫军，当这类的军队失去战斗力，或者遇到政权更迭，或者军队长官在政治斗争中站错对，都会导致部分军人的处境发生变化，有些甚至很悲惨。
第二，有利于吸收先进人才加入军队，提高战斗力。人才是中国军队发展的关键，现代化战争属于高科技战争，而高科技的武器需要懂高科技武器的人员来操纵，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能否吸收大量先进的人才进入军队，参与武器的研制开发，先进武器的操纵和使用以及先进军事战略思想的研究，对军队的发展无益具有不需言喻的作用。当中国军队成了国防军，有了法律地位，其军队的尊严也提高了，并且，现役和退役军人的福利待遇具有法律保障，就比较容易吸收优秀人才进入军队，对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是大为有利的。
第三，军队国家化可以使军人摆脱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对现代军人来说，重要的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掌握先进武器的应用，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相比，责任更大，专业化要求也更高，当他们的精力和时间都被用来学习政治文件，执行政治任务，那就会耽搁了业务训练和正常休息，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摧残了军人的人格。
在一个国家，军队的政治化程度越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军队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国，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为零，即使毫无军旅生涯的总统，也完全不必担心军人的反叛企图。军人不必为政见的分歧做无谓的牺牲，老百姓也免于战乱之苦，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同军队国家化密切相关。就当今中国而言，军队国家化不仅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理论研究课题，而且是社会转型的一种现实需要。当然，人们早已意识到，军队国家化与中国民主化是一体的，《零八宪章》对军队国家化的诉求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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