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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赵紫阳心目中的中国政治转型之路？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时段来谈，一段是六四以前，一段是被软禁、特别是软禁中的赵基本完成否定“专政”的认知跨越后。
先来看第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把“转型”理解为体制的根本性、全局性变革，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关于政治改革的理解还不能说是转型意义上的。换言之，那时赵心目中的改革还是某种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虽非小修小补，但也不是根本颠覆，“执政地位不变，执政方式改变”的主张就是证明。（注1）但，另一方面，赵在80年代领导经济改革的大量实践和有关政治改革的许多具体主张，客观上已经包含瓦解、乃至最终颠覆旧体制的种种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实践和主张又的确和转型有关，是为转型做的某种准备，甚至本身就是转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赵紫阳80年代的政改主张作为转型话题来研讨，尽管当时的赵对转型本身还是非自觉的。
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回顾、总结了自己担任总书记期间关于如何“改变执政方式”的一些基本设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改变长期以来的所谓“黑箱作业”，让人民有知情权。
开辟各种对话渠道，重大问题一定要和各个社会集团协商对话，不是只在共产党内作出决定。当然，这种对话有效性的前提是各社会集团自身是独立的，要改变过去那种各人民团体完全同党一个声音的状况，工会、青年团、妇联、工商界等不能是党的御用工具。
改变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
实行党政分开，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创作，更要宽容，不要管得太宽、太严。
充实和改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在人大开会期间，民主党派可以有自己的党派活动，可以建立自己的党组。
切实保障公民权利，要有具体的实体法、程序法保障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等自由。
有领导、有限度地放开舆论，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我们也应考虑允许民间独立办报，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注2）
这些主张，有的已经形成文件，公开发表，有的还停留在内部讨论或私下议论的阶段。1997年在香港出版的吴国光所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详细记录了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酝酿这些改革举措的过程，是对紫阳上述回忆的一个重要证明和细化、补充。事实上，这个机构自身也曾提出若干改革方案，比如1986年10月下旬，成立时间不长的中央政改办提交有关政改的汇报提纲，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5个方面：
一是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党只实行政治上的领导，在不同层次上区分和明确党的不同功能，并相应改革党的组织形式，例如撤销党组，撤销党的对口部门，在基层取消党的专门机构，改革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不再提“党管干部”。
二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并用预算加以约束，确立政府对社会的宏观、间接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
三是改革干部制度，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公务员常任制，实行干部分类管理，用国家人事局代替党的组织部门来管理政府干部，健全对干部的监察制度。
四是发展党内民主，防止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把中央委员会变为工作实体，重大问题由全党讨论，建立党内批评的制度规范，纪律检查部门改成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五是加强、完善人代会制度，改革党和人大的关系，减少人大代表人数，提高代表素质，健全议事规则，加强立法职能。（注3）
显然，这是一个体制内的政改设想，尽管雄心勃勃，其边界并未超出现行政治结构的原则之外；但实施这些举措，又的确包含着对传统体制的 ，并因此而具有了推动 制度转型的意义。当然，由于1989年中国政治形势大变，六四镇压断送了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前程，上述举措中的绝大部分并未获得实践、推行的机会。
再来看第二个时段。六四后，软禁中的赵紫阳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的思索，正好相反，这种思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本人关于未来中国走向的根本认知的日益明晰化，而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紫阳对转型本身的认知和转型道路的思考，也变成了越来越自觉的行为。
还是让我们来读《改革历程》。在谈了自己认知的重大变化，确认“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形式”以后，赵紫阳着重指出“它是有条件的”，只能“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步采用”。（注4）赵说：
“在目前中国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治社会也不可能出现。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注5）
这段引文很重要，赵紫阳谈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建设一个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走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之路，改革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坚定迈进；再一个是中国政治转型路径的选择，赵强调，中国的政治转变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要渐进地改，逐步为改革创造条件，在这里，赵又一次提到“保持执政地位，改变执政方式”，但它已经从原来不触动制度根基的体制内改革纲领，变成根本性、全局性制度变革过程中的某种阶段性路径选择。
那么，这个改革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还是上下互动？赵的思考也有个日益深化和成熟的过程。在90年代中期，赵更多强调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变革的重要性，强调“中国不能出现权力真空，共产党不能瓦解，那样中国就要出现混乱局面”。（注6）赵甚至认为“只有邓小平这个权威再来个新的突破，才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尽管赵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期待是完全不现实的）。（注7）未看到民间力量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是那时赵紫阳思考中的短板。但这种情况逐渐有了变化。伴随着对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失望（注8），赵开始关注中国民间反对力量的发展。1998年10月，当宗凤鸣向他介绍中国民主党的情况和当局对这个异议组织的打压时，紫阳表示“其实这些异议人士目前还是比较成熟的”，并说江“如果采用一面欺骗洋人，一面镇压国人的两面手法，是不可能掩天下之耳目的”（注9）。 2000年11月在同杜导正的一次谈话中，赵紫阳甚至分析了中国建立反对党的必要。他指出，由于现政权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党一个党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之后，军阀割据，即一个省宣布独立，几省独立，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 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但这条路子，江泽民肯定不敢走，不愿走的”。“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注10）
赵紫阳关于开放党禁、乃至“培植”反对党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他对中国转型问题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这反映了一位软禁中的政治家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思索，他不希望当政者囿于一党私利拒不改革，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赵对转型力量的思考兼顾到了两个方面，官方的和民间的，只有两者的互动，才能成就转型的大业。当然，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关于转型路径和动力，赵紫阳考虑的重心还是体制内，特别是高层。2003年10月在同宗凤鸣的一次交谈中，赵拿出一份内部刊物刊载的《上层革命》一文，很有兴趣地说：只有（上层）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能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精神，不能把批评者当作敌对势力和阴谋破坏。上层革命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发生，也就是，政府和它的领导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为信仰时，把维护公民普遍利益作为自身使命时，上层革命才会真正发生。因此，推动上层革命的，更多的不是来自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注11）
总之，在转型意义上，“赵紫阳的道路”意味着体制内外相互结合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但它的目标是明确的，不再是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性的根本变革；它的路径也是清楚的，那就是体制内外联手，共同去创造民主政治的明天。在《改革历程》的最后，赵用如下语言由衷告诫他的前党内同僚和未来的中共当政者：
“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内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注12）
这应该被视为赵紫阳留下的、珍贵的政治遗嘱。那么赵紫阳这份“政治遗嘱”是否被当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所重视、所汲取呢？很遗憾，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我们看到的情况正相反：在六四以来的20余年中，从“第三代核心”到今日的胡锦涛，政治体制改革非但没有任何起色，反而大步倒退，连“改变执政方式”也不敢提了。赵紫阳时代倡导的“社会协商对话”早已被废弃，“维稳”就是强力打压。
事实上，早在2000年，紫阳本人就曾对中国政治的顽症总结如下：目前政局，经济开放，政治收紧。官僚、个体老板、知识分子发了财，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不公平，社会矛盾尖锐。中央不想政改，靠5种办法拖延统治：一是依靠军警，二是控制舆论，三是将事件灭于萌芽中，四是防止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让百姓处于一盘散沙中，五是笼络救济，勿让民众铤而走险。（注13）从现在的情况看，官方“维稳”的基本手段，仍然没有超出当年赵归纳的这几条。v
当然，变化也是有的。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分税制改革又使中央政府手中有了更多的钱，腾挪空间加大，当政者似乎从六四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中逐渐走出来，熬过了那个“水深火热”的阶段，重新获得了底气，甚至越来越“硬”起来。最近两三年，官方高调批普世价值，压制不同声音，意识形态领域寒流滚滚，拘捕、骚扰《零八宪章》签署者，对独立民间组织的打压也空前严厉。另一方面，当政者把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完全算在自已身上，仿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造成了这种发展；更有御用学者摇唇鼓舌，一时间“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似乎“中国特色”不但一花独秀，而且还要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承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
作为自欺欺人之说，“中国模式”论不值一驳。只要看看这些年直线上升的“维稳”费用就够了：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安全”者，2007年为3486亿元，2008年为4060亿元，2009年为4744亿元，2010年为5490亿元，而2011年预算，这一项支出竟高达6240亿元人民币！（注14）为什么要在“维稳”方面花这么多钱？社会分配不公，官民矛盾凸显，群体事件增多，滥用公权力的现象屡禁不止，且成泛滥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所有这些，恰恰是“经济开放，政治集权”的“中国模式”演变的必然后果。仅此一项，这个“模式”就是问题多多、难以为继的。
年初由中东、北非民主化浪潮引发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现存政体外强中干的特点。其实，所谓“茉莉花革命”，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推翻政权的暴力举动，而是借助互联网实施动员的、旨在和平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新型政治活动。人们甚至不知道茉莉花行动的发起者是谁，这个行动的最开始的信号不过是网上发出的一个号召人们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去“散步”的帖子。也许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帖子，但它却搞得官方如临大敌，非常紧张。接连几周下来，没有看到多少“散步者”，却有大批警察云集各个城市的散步集合点，摆出一副与“敌对分子”决战的架势。可以说，当政者深入骨髓的危机感、恐惧感，都通过应对茉莉花革命的愚蠢举动暴露无疑。他们显然缺乏自信，但又总是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拒绝和独立民间对话，拒绝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就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吴邦国再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老调，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而且还是“郑重表明”。（注15）说穿了，就是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现存政体不动摇。
现在要问的是，在今天如此这般的情形下，赵紫阳的遗产、特别是他的立足于体制内立场、又强调体制内外结合的渐进改革的政治主张是否还有意义？悲观的朋友可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是的，面对执政者的冥顽不化，这种悲观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宁愿取更为乐观的态度。这个乐观态度的根据是：官方的强力打压、高调宣示，恰恰证明了这些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证明了自由民主的呼声正在对执政者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反应。
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是面对民间压力的一种反应。执政者试图通过加大劳动保障、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让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里有很明显的“安抚”成分，那就是通过给老百姓一些实惠，换取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这种做法并不为怪，甚至十分“理性”，大概谁在台上，都会拿出这样的办法。如果此类努力真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对派也会举手欢迎。问题在于，在公权力制衡缺失的中国现存制度语境内，当政者解决不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权力寻租和权力胡为所造成的社会灾难，甚至抑制不住政府自身运行成本的急剧增长。根据推测，近年来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政府自身运行的费用已经高达全部支出的40%甚至更多！（注16）且不谈这里有多少属于“三公消费”，有多少又以所谓“其它”支出的名义被权贵势力非法染指，仅仅是为了保证“内部人”忠诚，公务员、警察、党务、宣教之类的系统不断加薪和增加各种福利，也已经成为党国常态。这一大块支出加上巨大的“维稳费用”，国家财政中还有多少钱可以真的返还给普通老百姓，用于改善民生呢？（注17）
从逻辑上说，这个矛盾无法解决，除非产生矛盾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理发生变化。毕竟，今天已经是21世纪，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通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都将越益提高，他们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向贪腐宣战，向不公平的分配结果和分配机制宣战，向新闻封锁宣战，向各种扼杀自由的制度和精神枷锁宣战，成长中的中国公民和公民社会会给专制的当政者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响应，做出改变。“茉莉花革命”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么？
再来看“体制内”。我们讲，“体制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毋宁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内部分化早晚要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两年前，我在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经论及这个问题。那里谈到：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政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这些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那时，不大可能出现对立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不同政见。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在那篇导言中，我特别指出中共党内民主派产生的意义和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 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
理论上说，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普世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注18）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正是曾经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思考过的东西，正是本书所谓“赵紫阳的道路”所昭示的东西。
当然，政治是现实的，乃至冷酷的。我们不否认今天的中共党内民主派总的说仍然很弱小，中共党内的顽固势力、守旧势力、权贵势力仍然很强大。正因为如此，民间作用才显得格外重要。民间压力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体制内”的正向演变将有两种可能：或是民主派逐步获得中共党内主导权，与民间自由力量携手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或是民主派说服顽固派做出让步、妥协，与自由民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至少是容忍，而后再继续寻求对话，乃至可能的合作。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胡耀邦、赵紫阳都将是体制内改革者现成的资源，甚或“旗帜”，赵紫阳的许多主张甚至不用修改就可以拿来照用，服务于未来的中国政治转型。
那么，是“信念”还是“压力”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上层”变革的动力？应该看到，在认知背景和个人经历层面，胡温一代中共领导人已经和胡耀邦、赵紫阳那一代人大不相同，未来的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代则更加不同。席、李一代成长于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已经很少或没有老一辈“传统共产党人”必须克服的认知障碍，他们面临更多的是体制惰性和已经羽翼丰满、盘根错节的权贵势力，以及亟待改变的中国现实。他们是不是改革者？有否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勇气？我不知道，也无意做此类推测。我只想说，就当今中国而言，如果未来真有什么“上层革命”发生，那么主要的推动力将不是信念，而是压力，来自民间自由力量的压力，来自海内外华人世界（包括港澳台地区）争自由、争民主的压力，来自国际社会的声援和全球民主化的压力。民间压力，这是当年赵紫阳估计不足的地方，却必定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第一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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