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零八宪章》没有说到的，为了实现转型，我们还必须对中共的历史罪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赦免！

这才是转型正义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方面。

用我们的伟大先贤老子的话说：“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

也就是说，对讲诚信的人要信任，对不讲诚信的人也要信任，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诚信关系。对善良的人要善良，对不善良的人也要善良，这样才能在社会上确立善良的良好风尚。

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并建立一个一切人都平等的遵守良法善治的新社会，永远消除滥用公共权力的丑恶现象，永远消除人与人之间以血腥复仇为特征的恶斗，代之以按照公正的规则平等博弈，用谈判协商互相妥协的方式和让公正的法庭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纠纷，要求我们在转型中就体现出一种和中共完全不同的博大胸襟，那就是让我们的国家、社会、人民超脱出从前的一切仇恨，以博爱精神对待我们的对手，宽恕他们历史上的一切过恶。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由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正义至上的宪政民主制国家.

须知，这叫“第一次宽恕”，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也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很多国家转型过程中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苏东波”中普遍如此，最典型的则是南非。

在南非，几百年的白人统治时期，黑人所受到的屠杀、残害、压迫还少吗？其种族对立难道不比我们的同族对立更加难以调和吗?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都是这么考虑的，不仅孔子、柏拉图、康德、马克思（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的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联合国的奠基人尤其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有着全人类整体意识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替人类寻找归宿，为了让人类内部消除恶性斗争，我们不能不以博爱精神宽恕自己从前的迫害者，和他们一起共建规则至上、公平竞争的新型社会制度，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原则，其实不难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见出。请看：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显然，今天我们饱受打压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坚决要求拥有《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权利的同时，更要为包括中共党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争取这些权利，这是我们的历史性义务，这个义务不仅是转型后法治国家必须保障的，也是转型过程中我们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所必须承担的。

道理很简单，任何国家都绝不可能先没有了仇恨，尤其不可能先没有了强权带来的仇恨，然后再搞建立在平等自由上的法治或者说宪政民主制，总是得在结束一个强权暴政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新制度，也就必须实行“第一次宽恕”。

这是全民和解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百年前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不仅没有清算满族人，而且一开始还优待满清皇室。须知，满清和汉人还是异族，而清初满人对汉人的屠杀之残酷，其中期文字狱之荒唐，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的惨烈，又怎么不令汉人言之而切齿！直到清末，对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的残酷打压，包括恩铭的亲兵把秋瑾的心挖出来炒着吃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大量发生，难道彼时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对满清的仇恨会稍逊于今天国人对中共的仇恨吗？

所以，一百年前中国的汉人对满清的仇恨能事后化解，一百年后中国的反对派对中共的仇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事前化解，从而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倡导和平转型是以一套与中共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为指导的，这种被名为普世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主张正义至上，对社会转型而言，它强调的是把转型正义放在首位，主张“从人道的角度、从善的角度、从仁爱的角度”让从前的强权者、施暴者、欠下大量血债者“得其所应得”，那就是受到“第一次宽恕”！

也就是说，对从前的社会恩怨中的受害者要加以补偿，但对加害者的责任不予追究，不予报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提出一个“零点方案”，不搞“土地改革”、不搞“镇压反革命”、不搞“均平富”，也就是在不改变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让全体人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照宪政民主制的公正规则——公平竞争，从全民制宪开始为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

                                               20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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