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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流亡作家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是我所读过的最优秀的反映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
这本小说描写了前苏联某“主编经常去政治局开会”的大报（大致相当于我国的工人日报）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
书中反映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现实：私自出版、传播甚至拥有“地下出版物”都要冒坐牢的风险；给索尔仁尼琴发贺电要冒被“喝茶”和被“单位”开除的危险。
书中引用了苏联人和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笑话，例如“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书中描写的很多现象，中国人（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中国人）恐怕不会陌生。比如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在大街上拉私活赚外快，还比如领导的孩子开车撞人或者本单位的同志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单位都要出面和公安部门“沟通”，如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表扬公安部门的稿件。
但是书中也叙述了另一番景象，上点年纪的中国人恐怕更不会陌生：
斯大林时代的前政治犯在党报担任政治教育部代理编辑（主要工作是写文章代表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表达心声），或者为党报撰写文章赚取稿费；
党报工作人员不仅发牢骚表达对党的不满和收听BBC广播，甚至还利用单位的打字机出版和传播地下出版物；
人们会告诉新来的收发室小姑娘，遇到那些表达不满的群众来信不要交给上级，免得写信者遭到迫害；
就连“经常去政治局开会”的主编遇到这类事也会首先想到“要保护自己的同志”，那些对党忠心耿耿而不保护自己的同志者，会被认为“不是自己人”而遭到排斥。
这些微妙的现实在另一些反映前苏联东欧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中也可看到。电影《再见，列宁》中那位热衷共青团工作的母亲与丈夫共同策划了丈夫的叛逃。
而电影《窃听风暴》中，那位给西德刊物撰文并受到秘密警察监视的剧作家甚至经常受到总书记的接见。极权主义的一个现实是，由于没有独立的民间力量，因此反对派永远隐藏在体制内，甚至隐藏在最高层。
而极权主义的另一层现实，则正如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所言：“我们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这叫做“双重思想”。
今天我国的情况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我们有市场经济（虽然有着种种问题），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有互联网，更有相对独立的民间力量。因此书中所描绘的这幅“人人都口是心非”的景象，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并不都能理解。不过双重思想仍然十分普遍。
若干年前，《东方红时空》、《分家在十月》等央视内部晚会视频曾经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人们看到官方电视台上道貌岸然的主持人们反串红色经典，将其恶搞成黄色段子。
更近一些的例子则有一向持亲政府立场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接受记者采访，其中谈到了艺术家艾未未因涉嫌“逃税”被警方逮捕之后，《环球时报》刊文抨击艾未未一事。
胡锡进说：“新闻史会给我们正面的评价。通过我们的报道，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也把我们想说的说出来了，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对在第一时间评论艾未未事件，等于是做了准备和铺垫。”
这就是双重思想。同一个行为，既可以理解为支持政府，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传播敏感信息不得不作出牺牲。
另一方面，传说一向以持自由派立场而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领导其实经常骂手下的编辑记者。
“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
本人对此事的解读是：市场化媒体首先要迎合市场，而不是反映老板的政治观点；而在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则说：他这么说也是为了推卸责任，好向上面交代。
“双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罗马尼亚的戏剧性垮台；苏联解体之后大批党员丢弃党证，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捍卫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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