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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0日，多伦多，晴，周三
午前10点，我乘坐地铁到达BLOOD站附近的图书馆，见到了苏珊老师，她如同往常一样教我英语，共计两小多小时，快结束时，谈到加拿大的一项人权和民主奖，她说可由丢波先生推荐，该奖必须有三个人参与荐举才行，她说要马上发电邮给他，请他参与此事，我说此奖有奖金，很好！如得到，可用此笔资金做公益事业，或做学费，到某个大学历史系学习加拿大历史，她说奖金三万加币，相当可观啊，还可以被其邀请到全国各地旅游，演讲，但是我说，比我成绩显著的人很多，恐怕得不到，她说试试看吧！
午时，我和她告别，走出了图书馆，在门前等候格赛娥小姐，她和太太思泰乐电邮约定今日12点与我会面，继续教我英语对话，以前她主动和我约了三次，每次均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不忍心耽误她宝贵的时间，她在CPC电台做播音员，我这是第一次等她，不知为何，她竟迟到了十多分钟，后来，她拿着一件红色的旅行箱远远地走过来，并主动和我拥抱，当然，我显得有点不自然，这种动作，在国内的男女之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我跟着她机械地向商业街走去，并抢过她的手提箱，但我发现它很轻，轻得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在一家西餐厅前止步，临出门前，太太给了我50加币，她说，你要主动付帐，我表示同意，但这样豪华的餐馆令我有些犹豫不决，我怕我带的钱不够。她走进餐馆后说，上次我送她和男朋友戴伟的书法作品很好，他们很欣赏，但不知道到哪里去装裱，才能挂在书房的墙上。太太答应她，此事由我们代办，但不收取装裱费用了。我想，这里和国内不同，人工费太贵了，裱一张字画，单是托底费就要20元加币，几乎和国内全套费用相等{托底和镶框}，我们赠送她书法作品，一分钱也不要，还要跑腿去代办装裱业务，花费20加币，心情有点不顺，但太太就是这么慷慨，我也不便多说什么。
在西餐厅，刚点上吃的东西，格赛娥小姐就把箱子打开了，取出一个纸袋，又拿出一个文件夹，原来，里面是我不久前赠送给她和朋友的书法作品，一共两幅，其中还有一幅是赠给伊莎贝尔。哈瑞女士的，她也是一个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书法作品都是中堂：“宁静致远”与“和谐”。我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急忙把它装进我的皮包。
然后我们开始一边吃饭，一边谈话，但我们交流很是困难，因为她不会汉语，我的英语又太糟糕，但她很耐心地听我讲话，并不时地用笔在她的本子上先把要点记下来，然后再查书，幸亏我带了一本《英汉字典》，否则就麻烦了！慢慢地我们竟能高兴地交谈起来，仿佛没了语言的障碍，她说下一周要回伊朗，她妈妈和妹妹住在德黑兰，我说你经常写文章发表，回去有没有风险？她说没有，因为她只写有关艺术和文化的评论文章，但她的一个朋友喜欢写政治评论，批评了最高当权者内甲德，题目是《魔鬼屋里的伊朗》，结果被判了刑，受到拷打和监禁，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以前我只知道在一党执政的中国有文字狱，不知道伊朗也有
啊！……我说等他出狱了，如你见到他，给我带去问候，我们是同病相怜啊！她笑了，说：他已出狱了！
在哪？我问。
她答：来到了加拿大！
啊？我吃了一惊，我说，他在这里做什么？
她答：和你一样，写作，继续批评政府！
我问：赚的稿费能维持生活吗？
她答：很少！不能！
怎么办？我问。
她的面部表情显得特别神秘，用眼睛暼了旁边一桌客人说：她在咖啡馆……
我听不太懂她的意思，就请她在本子上写下来，她写完了，一边递给我，一边又用眼暼了那桌客人一眼，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抬头看去，有三个西装革履的西方绅士，正在高谈阔论，已喝得满脸通红，其中与我对角坐着的一个中年人也朝我淡雅地望了一眼，他似乎保养得很好，但脸色苍白，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我对格赛娥说，能介绍我和他认识吗？
她笑了：可以，改天吧！
我知道了，真巧，在加拿大这里，竟有如此多的因言获罪而流亡海外的文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命运大同小异，他和我一样，还在坚持写作。但却无法生存，他不得不在这家餐馆打工……不过他对面的长者象是老板，他正在侃侃而谈，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显得气度不凡。这说明他混得还不错啊！
这时，她电话又和丢波联系，他也在附近的图书馆写作，果然不一会儿，他就兴冲冲地赶到了，几天前他在商业街请我和太太吃过意大利大餐，现在，他首先对我赠送的书法作品表示感谢，他说它已经挂在家中的客厅了，很是喜欢，接着他谈到了他们主持的CPC广播节目。我说每天早晨我都听你们的新闻，但听不太懂，丢波主持一个世界各地旅游风情的节目，他上一次给了我几个CD,我听了一些，大概是讲巴黎风光的，我说很好，但我说，还没听到格赛娥的声音，很遗憾，我问她是几点广播？她用笔写在我的本子上，时间是凌晨一点至上午九点……我说我回家马上听，但她说很不巧，下一周她要回伊朗了，需要两周时间……我说，等她回来后再听不迟。她笑了！反正没写批评内甲德的文章，她会回来的。
接下来，我谈到重庆的官员和山村的小学生，有一个学校，有个名叫王娅的女孩子，每天从家里出发，跑步赶到学校，要历时二小时，还要翻过一座山，很是辛苦，但到了中午，却没有饭吃，只有喝凉水充饥，全班的学生大都如此，据统计，有个贫困县里共有多达三万个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它的行政首长薄熙来却富得流油，他有两个儿子在国外读书，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批评他的文章刊登在RFA中文网上，但也有英文译稿，他们认真地记下来，说回去查看，显然，他们被我的话感动了！我说，中国官员的权利没有制约，才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这是一党执政造成的，这种贫富不均的状况已引起社会动荡，但统治者听不进批评意见……丢波说，我讲的对！他用笔又写下他的观点，但字迹太草，我看不太懂，格赛娥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他说还有事，马上要离开，我在与他道别时想起了午前苏珊的话，应当和他谈谈获奖的事，请他提议，把握大点，苏珊也比较好参与，但忽然又想到了格赛娥刚才说的那个伊朗的良心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是啊！加拿大收留了多少象我这样的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啊！……我算个什么？这个奖应当给谁呢？
十分钟之后，我在门前又和格赛娥分手道别，她说等从伊朗回到加拿大，周三还过来陪我聊天，我高兴极了，然后我乘坐地铁，午后四点左右回到家里，一路上我禁不住还在想那个在餐馆打工的伊朗作家，我虽然每月赚得稿费不多，但毕竟还能维持温饱，我是否算是幸运儿了呢？我的孩子比起重庆山区的小学生王娅，也是相当幸运的人啊！
我又回到了温馨的家中，我上网读新闻和写作，直到傍晚。但是，昨天发给《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的新作并未刊出，我换了新的信箱，又重新发了一遍。并附信说，这篇稿件时间性太强，如不采用，请及时告知，以便另处。
我还接到马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劝我不要急于办什么公司，先考察一下市场情况，等确定有了生意再说，这样可以避免损失。我未置可否。晚饭后，我又和太太一起到寓所附近的商店购买一些食品，我说感谢上帝吧，赐给我们如此多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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