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是搞毛泽东崇拜的始作俑者，却是神话毛泽东的登峰造极者。

现在人们知道，最早宣传毛泽东个人的是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需要有一位“领袖”，共产国际最后为中国支部选定的“领袖”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彭真为树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支配性地位作出了贡献。1966年当毛泽东把彭真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头子时，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声喊冤：“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意思是他是“毛泽东万岁”的始作俑者。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陈毅拿彭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与文革小组作对比，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毛泽东勃然大怒，说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

但是，林彪总在关键时候给毛泽东撑场子。当毛泽东把“大跃进”搞成“大灾荒”的时候，彭德怀写意见书给毛泽东，林彪则在军委会议上攻击彭“总想当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从彭德怀手中接过军权后，率先在军内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从全军扩大到全党、全国。

1962年，刘少奇痛心疾首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林彪则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阿谀奉承：“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昧着良心为毛泽东开脱，把几千万人饿死的责任推给所谓的“干扰”。

当毛泽东下决心“炮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时候，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林彪指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又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个毛泽东塑像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为遍及全国的“红海洋”、“塑像热”、“像章热”、“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现代巫风推波助澜。

由于林彪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才会把林彪确定为“接班人”，并且写入了九大党章。但是，林彪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很多人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他一方面总结出一套公开的行为模式：“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一方面又在私下表示对于毛泽东路线、方针的不满：“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对苏联，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

受林彪真实思想的影响，他的儿子林立果对毛泽东这个人看得很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确信，毛林蜜月是不会长久的，毛泽东肯定会对林彪下手。

在理论和路线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等人比林彪要走得更远。《五七一工程纪要》称：毛泽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纪要》号召：“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纪要》主张：“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这个主张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先声。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与《纪要》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折戟沉沙”，已经在客观上把他和《纪要》联系在了一起。

在文革中，也有不少平头百姓写文章“批毛”，但是他们的影响都比不上《五七一工程纪要》。胡平在1971年“九一三”后曾写过一首诗“闻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神像制造者的批判，对于神像的毁坏来说，显然是最有说服力、最有效果的。

神像制造者与毁坏者的双重角色，林彪并不是一个孤例。前有苏联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后有柬埔寨的英萨利和宋成对波尔布特。制造领袖的个人崇拜，又打破对于老领袖的个人崇拜，如此循环往复，这是极权国家的一个通病，反映出此类国家普遍具有“继承危机”。

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万寿无疆”，一个政权想要延续到百年，就必然要面临继承问题。民主政权是用选举的方法来解决继承问题，专制政权不要选举，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传子，一是传贤。中国古代皇朝都是传子，最大的症结是一代不如一代。朝鲜的金一世到金二世再到金三世，显然也有这个问题。幸好毛二世和毛三世没能接班，他们的智力缺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再说传贤，传者与被传者的高度信任很难建立。毛泽东先后选择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几任接班人，都被他自己给否定了。最后选定的华国锋，在他死后没几天，就逮捕了他的老婆和侄子。邓小平选择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专制极权政权解决不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像佛朗哥和蒋经国那样，在死前为民主转型做好铺垫，才是一个独裁者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