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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才”的政治家不仅有才，更是由于在“才”之上有“天”，超越权力金字塔，有仰望天空、仰望上帝的高远目光。
三、信仰的终极性
信仰的终极性即唯一性就是认识到宇宙万物只有一个本源即上帝，祂创造宇宙万物，一切存在都以祂为前提，祂自有永有，无始无终，只有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圣经》以赛亚书 44∶6）祂是物质和精神的起点和终点，祂创造物质与精神规律。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一元的，即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同一的。一切有限的被造物包括时空和人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祂就是真理，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
真理是绝对的，只能无条件顺服和忠心。“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圣经》约翰福音17∶3）信仰的终极性使人有了存在的根基，有一颗属于上帝的谦卑之心。这样，一方面避免自我膨胀与骄傲，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导致以我为主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避免丧失自我，陷入偶像崇拜的迷信之中，“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利未记26∶1）
信仰与迷信相对立，孙中山对旧世界的叛逆是从年轻时反对迷信开始的。对待迷信者上帝有言：“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圣经》申命记7：5）从夏威夷返回广东中山县翠亨村时，孙中山的心已归属上帝，看到家乡的落后迷信，崇拜偶像，他便对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像，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孙中山毁坏偶像引起了乡民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告知孙父，父亲痛责他。孙中山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
基督信仰始终是孙中山的精神支柱，也是辛亥革命的理念之本。1894年11月24 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二十多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成立宣言号召侨众“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入会仪式上，每人亲填誓词即“革命的方针”，再各以左手放在揭开的《圣经》上面，举右手，随声朗读誓词。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虚地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称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当地官员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才上岸。与孙中山相反，刚登上权力宝座的毛泽东，1950年4月，在审定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当然，孙中山并不是完人，他的一些做法与失误被后人诟病和反思。其中包括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急功近利，为了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孙中山1914年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无条件服从他，并按手印宣誓效忠。遭到黄兴等人的批评和拒绝，认为这是“领袖凌驾于组织之上”、“变成领袖专制独裁”。好在孙中山的信仰和黄兴的修为没有使他们分裂，产生彼此无情批判、残酷打击的后果。
与黄兴一样，许春草虽无黄兴的地位和声誉，但作为基督徒，他也没有将孙中山这位他一生最尊敬的革命家当作崇拜偶像。即使是孙中山去世后，他也反对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因为他认为那是偶像崇拜，违反圣经十诫的第二诫。对此，即使在国民党全盛的时代，许春草也没有一次屈服，他还发表传单，公开反对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取得多数基督徒的拥护（张圣才《基督徒许春草传》）。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圣经》申命记5∶8—9）孙中山之后的历史也是国人选择新偶像取代旧偶像的历史，从政治偶像到金钱拜物教，直至今天。几代人的命运有目共睹。许多人因无信仰而陷入犬儒主义、虚无主义，而另一些人如毛泽东的粉丝们，则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对上帝的惩罚依然愚顽不觉。“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1936年在纳粹集中营领取了前一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话不仅仅是对纳粹时期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批评。
四、信仰的启示性
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上帝即真理，是独立于人的存在，祂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和《圣经》中的文字这两种形式向人类启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约翰福音 8∶32）信仰上帝就是信仰真理，人们与其说追求真理不如说承认真理对自己乃至宇宙的主权地位，在真理主动的主体面前人类是被动的客体。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圣经》约翰福音15∶16）人只有先相信有真理，才能寻找真理、服从真理。
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信仰就是理性回归真理，理性就是服从真理引导的思想，违背真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犯罪。真理是有生命有位格的，无论人类承认与否，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对人拥有绝对的主权，而人类只能被真理充实而改变。真理的启示有对某些民族的特殊启示和对全人类的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有结束，而普遍启示直到宇宙的终结。
平等、博爱、自由等理念源自上帝对人类的普遍启示。旧约圣经中几乎所有的先知书，都批判以色列王权政体的弊端，强调“公平”与“正义”，耶和华在决定结束以色列王权政体的前夕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圣经》何13∶11）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圣经》太20∶25— 28）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针对世界的宗教状况得出结论：“宽和政体比较宜于基督教”，“专制政体比较宜于伊斯兰教”，“天主教比较宜于君主国”，“耶稣新教比较宜于共和国”。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冶著作为美国民主宪政助了一臂之力。他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祝福。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的目的是救恩，而且圣经的真理圣洁无瑕。圣经乃是全然纯洁、全然真实，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清朝在列强船坚炮利前被迫开放，中国人在饱受屈辱的同时也大开眼界，上帝引领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把曾被中断的福音再次送回神州，并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科技等，成为孕育辛亥革命的重要资源之一。历史如此复杂神秘，上帝的安排真是奇妙。
为了让中国人知晓上帝的福音及其所造就的西方文明，西方传教士希望“基督教化中国”，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办教育，通过新式学校传播平等、博爱等基督教思想，培养学生有爱心的人格，普及现代科技知识，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培养学生面向世界的胸怀。二是翻译图书，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的译著。这些书籍介绍西学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国际惯例等，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通过对比发现彼此的差异，进而谋变图强。三是创办报刊，从19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今 200中报刊，多为教会或传教士所办，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其中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这些报刊除了传播基督教福音，还传播西方新闻，介绍西方文化，评论中国时事。
传教士的工作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也促进了辛亥革命者的思想进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剖析自己革命之思想渊源时，仍坚称：“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及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概不由此观感而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者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基督徒从福音中得到上帝启示的真理，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基督教的理想与社会进步相结合。孙中山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识的）作为一种传输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康德黎在给孙中山的挽词中评价：“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由此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刘静庵认为：“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张纯一认为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史如坚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工作。”胡兰亭、黄吉亭认为救亡和信仰同等重要，“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所以 “一方热心教务找寻迷失的羊，另一方尽瘁国事推翻亡清的专制政府”。正是上帝的真理启示，使基督徒革命党人满怀信心地在舆论宣传中传播福音和进步思想。
孙中山年轻时在香港不仅为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孙中山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据史学家罗香林《国父与欧美友好》及香港基督教联会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陈少白
曾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基督徒黄乃裳深有体会地说：“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1900年1月，陈少白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日报》，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刊登了一批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对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
1904年6月，刘静庵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该所以研究和推广西方科学为掩护，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革命党人输入军队，暗中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湘鄂两省发动起义泄露事败后，补习所被查封。黄吉亭和胡兰亭牧师1901年在武昌利用教会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从上海等地购买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书报，传播进步思想。后来在革命党人、基督徒刘静庵、曹亚伯等人主持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宣教机构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 1938年7月，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其中写道：“吾党愤清廷之淫虐，汉族呻吟其下，日濒于危亡，期为一旅之剪除，与耶稣革命之志相符。圣公会即本教旨，缵基督之绪，设日知会，进而为吾党援。此足证基督教之伟大，主持圣公会者之贤明，勇于赴义也。”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孙中山刊物上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党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一百多种报刊。
五、信仰的普世性
信仰的普世性是指所信仰的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上帝爱祂所有的儿女，不分种族、地域、阶层、身份，谁都需要选择信仰祂，接受祂的恩典。“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也不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圣经》罗马书3∶29）促进人类和平，实现人类大同，只有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上帝可以说是社会整合性的代名词”（[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所以基督教作为普世信仰源于东方，普及西方，扩及世界，它不独属于东方或西方。
信仰的普世性源于人类原罪的普世性：“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罗马书3∶23）“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罗马书3∶23）这罪是指人偏离神对人的道德标准，包括罪性与罪行，不只是行为上的大大小小的罪，更是指我们本性上的罪，包括种种罪的欲念。罪的代价乃是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雅各书1∶15）死亡有两种含义，一是属灵的死：灵魂的堕落、败坏，与神属灵的隔绝，不认识不信靠上帝，失去上帝的引领。死的第二种含义是肉体的败坏和死亡，即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荣耀自己，代理祂治理世界，所以祂同样不愿意我们灭亡。“神愿意万人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2∶4）“我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圣经》以西结书33∶11）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人们接受祂的救赎，即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约翰福音3∶16）
所以，基督徒要以上帝的博爱精神对待所有的人，爱人是爱神的体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圣经》马可福音12∶30—31）基督徒这样做不仅是自己的职分，也是为上帝的大爱作见证。
吴德施
来自美国的吴德施主教就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吴德施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院和英国剑桥神学院，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1886年11月，他受美国圣公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此后的42年里一直生活在武汉。1904年11月，吴德施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他的名字与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主持的武汉中华圣公会（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总称）几乎介入（或参入了）了在武汉发生所有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长江水灾、抗日战争……
辛亥革命前，革命团体“日知会”的组织者之一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即吴德施主教的直接属下，胡兰亭和革命党人的交往，以及“日知会”的公开的活动等，吴德施主教应该是很清楚的。史书记载：“1906年底至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9人被捕，吴德施主教亲自出面营救。并在美国教会刊物《传教精神》上发表《刘静庵一囚犯》一文，谴责清吏对革命者的镇压。”：“谓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既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害了圣公会之名誉。”他称赞刘静庵是一位品性高洁、博学爱国的基督徒：“他仍在狱中为囚，我们心中充满着对这位无辜的囚犯的同情和对那些酷吏、叛徒的义愤。”当时，与吴德施主教一同出面与清府交涉的还有长沙圣公会会长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口回绝了美国圣公会提出的“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要求，但是最后他答应：一、不会再行二次搜捕（曾经“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准备再次出动搜捕日知会下属革命党人）；二、免于刘静庵等九人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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