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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吴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务杂志》1月号以《为中国辩护》为题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教职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基督精神的怜悯博爱之心，给予弱势者（或是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的护佑。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市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毅然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所辖的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等人组成红十字会 ，建立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对战区灾民进行收容赈济服务。同时自任为汉口救灾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过问战乱安抚工作。
在此后的抗战时期，吴德施主教在公义的原则上，不分党派国界，对国共两党和国际友人均给予很大帮助。他交往的中共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国民政府方面有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吴国桢等，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白求恩等。（胡榴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汉口吴德施主教住宅》）
六、信仰的个体性
信仰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上帝在创造的万物中唯一赋予人以灵性的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分有上帝的属性，是让人既能够与祂相通，顺服祂的旨意，又有自己的自由。这近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无限的上帝即真理是主体的、绝对的，有限的人类是被动的客体，但上帝为何让人有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这说明严厉又慈爱的上帝对我们有智慧有耐心，祂用启发式教育让我们明白祂的旨意，把接受祂的恩典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样的顺服才能使人真心知罪悔改，信仰才能坚定而恒久。
人通过耶稣与上帝即真理直接建立个体关系，不需要由其他个人或组织所谓权威中介“被代表”，这决定了人的生命和权利是上帝的赋予，高于万物，人与人彼此平等，除了上帝，谁也不能剥夺神赋人权，否则就是僭越上帝的权柄，违背祂的真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创世记9∶6）所以与上帝立约是信守与人立约的基础，否则人世没有公义和诚信可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耶米利书17∶9）中国衰落的历史和败坏的现状就是见证之一。
人有了信仰才能立得住，财富、权力都靠不住，只有上帝。陈丹青最近在一次座谈中说： “强国这件事上，民国看到共和国，那是惭愧难言，比卫星、比核武器，没法比。可是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惭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做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认为这首先是清末和民国时代相对多元的空间使人们有选择信仰的机会。辛亥革命中，许多基督徒革命党人的信仰是个体自觉选择的结果。孙中山发起成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和他一样的基督徒占三分之一的人数。其后革命事业中的重要骨干，如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宋耀如、徐谦等，都是基督徒。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高层官员中的基督徒有四十多位。
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在给教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由于信仰是生命的核心，故信仰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 1912年3月11日宣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即规定了人民具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就使得基督教有了合法地位和法律保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中重要标志之一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白话文的和合本《圣经》出版发行。
信仰的个体性意味着自我肯定不取决于社会或他人给予的任何外在身份，而是源于作为上帝儿女和仆人的自然人的至高价值，这是唯一本真的自我确认和归属。孙中山始终是虔诚的基督徒，并视此身份为自己的自豪。1922年，有人问他是否还信基督。他特声明：“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为基督教之家庭。予妻、予子、予女、予婿，孰非基督徒乎？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甚多。”（《孙中山集外集》第266页）他临终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谈及革命与做人的关系，刘静庵说：“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呢。”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谋私利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刘静庵用生命为信仰做出了美好的见证，被誉为“革命完人”、“活着的耶稣”。与刘静庵同时被捕并死于狱中的朱子龙，在绝命词中表达了他的生死观：“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
相比之下，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违背真理的政治信仰和反理性的宇宙观、世界观，只能靠权力强迫灌输和欺骗，所以不但难以坚守，造成伪善的双重人格，而且毁灭生命，给社会带来灾难。
七、信仰的实践性
信仰虽然是属灵的，但不是寻求逃避现实，这是一个在现实中践行信仰、见证信仰的生命过程。人被拯救只有靠对上帝的信仰即“因信称义”，信仰的真实与否必然体现在行为中。“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圣经》雅各书2∶14、26）孙中山始终身体力行地倡导“知行合一”，用信仰指导行为，用行为见证信仰。在辛亥革命中，他和许多基督徒都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史如坚 陆皓东
面对牺牲是对信仰的最大考验。许多基督徒活出了耶稣舍生取义的形象。陆皓东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被孙中山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前他说：“……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接着，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参加者30%是基督徒。与此同时，广州革命党人史如坚等策划暗杀广东巡抚、署理总督德寿，不料炸弹威力不够，行动失败，史如坚被捕遭杀害。十年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数十名烈士中有6位基督徒。
由于基督教享有有一定的特权，基督徒革命者常常利用教堂、教会学校、书楼等设施，为革命组织提供活动场所，储存物资、军火等，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清廷追捕时，都曾得到黄吉亭等基督徒的营救和帮助。
八、结语
亲身经历辛亥革命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J•丁格尔，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深层思考，在《中国革命记》一书中，他引用威廉•赛希尔勋爵的话说：“如果西方要挽救自己，她必须启发中国。……要传授给这个巨大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的未来统治者们以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如今百年过去了，西方传教士播散的种子，经过中国几代基督徒历经血与火的耕耘，已经开始丰收。中国大陆基督徒在辛亥革命前有 150万，1949年前夕有370万，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的逼迫和无神论宣传，基督教反而顽强发展，目前保守估计大约七千万。从经济复兴，到制度变革，再走向信仰复兴，越来越多的国人听到了上帝的呼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而撒旦在世俗的掌权者依然在敌对上帝的真理中顽抗。
只有迷信的偶像从天安门城楼、从人们心中彻底被抛弃，中华民族才能脱离“类人孩”的蒙昧，这块土地才能重新成为上帝喜悦的神州：“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圣经》以赛亚书30∶18）这就是我们今天回望辛亥革命先驱的意义：“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希伯来书13∶7、8）
2011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2周年“国殇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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