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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海报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人们或发掘史实、或反思辨析：百年轮回，百年蹉跎，为何我们从辛亥革命未走出多远，今天仍在走向共和的途中？——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替代了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中共夺权更是走向了辛亥革命的反面，一个不穿黄袍的独裁者被推上权力宝座，建立了名为共和却比任何专制君主都暴虐的红色王朝，国人在饱受空前绝后的灾难同时，精神堕入有史以来最蒙昧的地步，殃及数代，遗害至今；邓小平被迫改革不过是器物层面的新洋务运动；八九民运因六四屠杀夭折，重蹈戊戌变法的悲剧；如今社会危机和官民冲突远超过大清崩溃前夕的局面，但后邓时代的中共领导人甚至缺乏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胆识和气魄。随着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回避和拖延，改革所能把握的选择性空间越来越小，中国又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改良和革命又同时在敲击中华民族的命运之门。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世俗运动，但从基督教的影响和许多基督徒的参与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第一次有了上帝真理的引领，是自尧、舜、禹后中华民族背弃上帝以来，神州大地又一次出现对上帝的仰望，标志着中国领袖人物的信仰迄今达到的最高点（此前和此后均是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是中国迄今唯一有真信仰的领袖。信仰的重要性诚如他所言：“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中华书局1982年）。
纵览人类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不过是大海表层的浪花，激起浪花的是大海深层洋流的涌动，人类历史更是人类的心灵史，是人类心路历程的呈现。宏观的历史变革是以个体心灵为基点的，是一颗颗心灵交汇撞击的超复杂过程。历史最深层的密码是隐藏在人们心中的信息，而信仰作为心灵世界的核心，感应着上帝的做工，发挥着稳定的关键作用。所以近年来，人们从政体、国体的制度性高度探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个人信仰的重要性给予关注（例如西方和苏联、东欧文化中宗教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韩国社会转型走向宪政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基督教会的推动，韩国人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向城市和精英阶层快速发展）。
最高意义的信仰是对宇宙万物本源即上帝的信靠和崇敬。信仰具有真实性（上帝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上帝与信仰者同在，与信仰者的生命相交），超越性（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附带品），终极性即唯一性（信仰目标即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祂的公义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启示性（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普世性（所信仰的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信仰者要以上帝的博爱精神对待所有的人），个体性（信仰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但个体有选择接受与否的自由），实践性（真信仰要在世俗生活中践行）。所以，探究个人信仰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仅仅是一次尝试。
一、信仰的真实性
宇宙万物拥有绝对唯一的本源，并统一在绝对法则即真理之中，这一本源和真理就是上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属灵的上帝既超越宇宙又充满宇宙，是又真又活的，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与崇拜人造偶像的迷信虚妄不同，对上帝信仰不是对一种观念和理论的认同，而是接受上帝的呼召和恩典，将生命交托给祂，是被上帝拥有、无条件委身和信靠祂的生命经历，信仰的果效必然在信仰者的生命中真实地体现出来。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圣经》马太福音16∶26）“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经》马可福音16∶17）“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圣经》约翰福音14∶21）
1879年9月，13岁的孙中山在夏威夷进入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接受了西方教育，虽未受洗，但已信仰基督教。1882年7月毕业后，继续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创办的Oahu学院，该校教育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道德与理性发扬应归诸宗教。仅仅半年后，孙中山因其兄孙眉反对他信仰基督教，并担心他过度西化，被其父召回故乡。但是孙中山的信仰并未改变。此后，他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于1884年（一说1883年）与好友陆皓东一起受洗入教，取教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据载，他在读《圣经》经文“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时，竟激动不已，拍案高呼：“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信仰使孙中山找到了一生奋斗的方向。
1983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圣经》撒迦利亚书13∶8—9）正如保罗和彼得等耶稣的门徒那样，上帝要大大地使用孙中山，也要让他经历艰难险阻的试炼，以坚固他的信仰，彰显上帝的荣耀。例如，兴中会首次起义失败后，1897年抵英不久的孙中山被清廷的驻英官员诱捕，关在公使馆内13天。孙中山脱险后致函“道济会堂”的长老区凤墀述说经过：在最初的六七日内，他在自认“必死无再生之望”的时候，所做的就是“日夜不绝祈祷”，而且自认“有应”，故“蒙神施恩”。接着，他说服两名“洋役”，为他传递消息。康德黎是孙中山年轻时在香港雅丽医院就读时的院长，此时住在伦敦，他闻讯便与英国医师孟生出面，奔走营救成功。孙中山感叹：“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因祸得福，声名大噪。所以孙中山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刘静庵
信仰的真实果效也体现在被称为“辛亥革命第一完人”刘静庵身上。基督徒刘静庵曾利用担任黎元洪秘书的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后因身份暴露而离开新军，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萍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1月13日，刘静庵被捕，受尽酷刑，后死在狱中。刘静庵在狱中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胡兰亭《刘静庵》）。一有机会他就向囚犯和狱吏传福音，致使多人悔改，归信基督。刘静庵同监难友殷子衡过去曾读过圣经、听过道，虽然非常钦佩耶稣舍身救世，但因其认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见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刘静庵向他传福音，解答他对基督教的种种疑惑，并送圣经等书册给他。殷子衡反复思想及研究三个月之后，便决志归信耶稣。殷子衡信主后，以刘静庵为牧者，二人每天读经、祷告。殷子衡后来被调往另一监狱，仍坚持信仰，在狱中还托人把他的儿女送到汉口圣彼得堂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儿殷绍素后来终身不嫁，成为武汉圣公会的传道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殷子衡出狱后，日间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夜间继续效法刘静庵，“跪在地下祷告，求上帝帮助铲除专制，建设共和，谋人类的幸福”。他淡泊名利，一年后辞去政府职务，全心服务教会。1912年由胡兰亭牧师施洗；1920年出任武汉圣公会会长之职。
许春草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圣经》马太福音9∶13）上帝十分奇妙，往往借改变顽侫之人彰显祂的大能。另一位辛亥革命的功臣、工人领袖许春草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组织队伍夺取了当地政权。许春草年轻时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他的组织曾是当地基督教教会的一个大阻力，当时外国传教士和一些教徒主张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教徒中有个长老却坚决反对，并自告奋勇主动去争取许春草。经过二年多和许春草做朋友，不但使许春草不再反对洋教，反而也信仰基督教了，后来还成为教会的长老。皈依基督教之后，许春草最大的改变是再也不想动用武力去打抱不平，而是用爱心去改造人。他逐渐说服早年拜把的百来个兄弟改变路线，有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也皈依基督。他说：“我信主之后，觉得世上任何人都比我良善，不是这样胜过我，便是那样胜过我。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人，主耶稣来世间，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对任何个人，只有怜悯，没有仇恨。”他以后为厦门建筑总工会订立的一个会训是“有公愤无私仇”，就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张圣才《基督徒许春草传》）。
许春草影响了许多人。为他作传的表弟张圣才也是基督徒，抗战时曾任国民党军统驻厦门、香港、菲律宾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后来还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1949年他策动投向中共的福建起义。中共建政后他却被入狱加流放数十年，平反后任福建省政协委员。他说基督徒不应当恨人，但我却不得不去恨一个人，因他（毛泽东）害死了同胞八千万人。1982年，有记者在厦门市政府问他当初为何起义，他说：“当时国内一片黑暗，只有延安一点光明，那时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了，我会再次起义。”1990年张圣才在信中告诉好友，不少朋友来信要他跟着官方对六四事件说一样的话，他说：“我告诉他们，我八十七岁了，对国家、人民再也不能做出任何贡献，剩下的只有这颗良心。我绝对不能跟着说：……（六四镇压）是一件英明、正确、伟大、光荣的行动。我向你坦白，我这点良心，是我过去一切政治活动的‘起搏器’。”
二、信仰的超越性
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附带品。但与其它某些宗教信仰不同，基督信仰是整全的，它既不趋炎附势地迎合世俗，也不否定和逃避世俗，而是将其作为暂时性的此岸统摄于永恒的彼岸信仰之中。基督徒承认人本质的有限性和罪性，上帝是自己的救主和监察者，按上帝的律法规范自己的世俗生活，以荣神益人为人生价值，将本我、自我、超我统一在上帝之中，靠上帝的恩典坚守道德底线。“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圣经》约翰福音 15∶19）“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雅各书4∶4）
孙中山年轻时即不为世俗而抛弃信仰。他18岁在香港受洗入教时，大哥极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的家产；又为防止孙中山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孙中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他其后投入革命，身为领袖，却始终生活简朴，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的政治得失，其个人品德都无愧于一个基督徒，昭示了“天下为公”的精神。1925年，从来都不大喜欢孙中山的张謇，在南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说：“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
李纪堂
在辛亥革命中，爱国基督徒是筹款的重要来源，一些人为革命不惜倾家荡产。香港富商李齐的儿子李纪堂1900年加入兴中会，在孙中山筹划惠州起义中，担任财务主任，起义失败后，他自己出资十七八万元用于善后工作。在他的慷慨捐助下，《中国日报》得以长期出版。1901年，李纪堂在新界青山投资一万余元购地数百亩，经营种植畜牧业，主动用作革命党人进出内地各省开展革命活动的隐蔽场所和实验武器弹药的试验场。1905年，李纪堂加入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继续为革命出钱出力。1907年夏天，参加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首要革命党人，在起义失败后多隐匿青山农场，逃避清军的追捕。因巨额的革命捐款和经营亏损，至1908年，所设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因无力偿还债务，曾两度被债主控告而入狱。李破产后仍奔走革命，曾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又积极参与在港善后工作。李纪堂为革命散尽家财，晚年“几于身无立锥，求一饭而不可得。”但他安之若素，坦然无怨，倍受赞誉。
患难不易，成功更是对人的考验。黄吉亭和胡兰亭是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的中国籍牧师，他们创办“日知会”，宣传进步思想，资助革命活动，营救被捕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人成为新政权的显贵，但他们居功不傲，默默致力传福音和慈善事业。1915年，随着袁世凯死去，讨袁革命成功。孙中山鉴于当时中华革命党内部复杂，有加以整顿的必要，宣告取消中华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但在如何处理武装部队的问题上，许春草同当时想拥兵自重的部队领导人发生争执，他说：“这些武装部队，成员复杂，它的领导人物，多数是乌合之众，以革命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事实上对革命的意义，毫无所知。在孙先生领导下，我们是有理想有政策，加以教育领导，固然可以为革命效力；但是如今孙先生通知解散中华革命党，解散武装部队，无人教育，保留这些武装，他们失掉党的领导，各行其是，势必危害地方，危害人民。”许春草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他便同他们脱离政治上的关系。在厦门恢复他的建筑行业。后来的事实果然如他所料，这些武装成为割据一方的土匪。
信仰的超越性也体现在奉献大爱、以德报怨的胸怀。辛亥革命中，陕西革命党与哥老会共同议定的“保教堂洋人”政策在革命初期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各地发生打死打伤外国人、围攻焚烧教会及洋学堂事件。陕西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持有不同的态度，革命党人、清朝官员及绅士自始至终对传教士进行了保护，而哥老会在革命之初则是排外反教的主力。传教士起初都采取了消极的躲避策略，随后有部分传教士在中国信徒的帮助下开展了以医治伤员为主的积极应对，改变了哥老会的态度，使之化排外反教为护外护教。随之，洋人群体与基督教的境遇发生了由受打击到受保护的变化。这部分传教士应邀留下来继续工作，随之其工作性质也由自保上升为人道主义，其工作内容也随之扩展为医治伤员、帮助弱者、和平调停三大方面。在辛亥革命中，传教士运用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并帮助中国引进了西方社会的公共服务模式。他们的人道主义行为不仅使其境遇由受保护上升为受礼遇，还改善了陕西的民教关系并进而促进了基督教在陕西的发展。英国传教士邵涤源在辛亥革命结束时，非常乐观地写道：“革命深深地影响了陕西，但结果是为宣传福音提供了更大的机遇。这些由那些在整个革命中能够留在西安的传教士所提供的特殊医疗工作和帮助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效果。”如其所料，在这种良好的民教关系环境中，陕西基督教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1912至1920年间，受餐信徒数比1915年大约增加了 80%，有7801名受餐信徒。（刘继华《基督教传教士与陕西辛亥革命》）
与孙中山等基督徒相比，袁世凯等以权力与利益为崇拜的迷信者，尽管拥有实力和机遇，往往功亏一篑。袁世凯的政治权谋和善变不可谓不高明，起初他奉清廷之命镇压武昌起义，实则借军权为己所用，反戈一击，逼清帝逊位。本来袁世凯以最小的代价推翻帝制，可以如人们所愿成为华盛顿式的人物，以开创共和而载誉史册，可是由于缺乏超越性信仰，没有清醒的谦卑，唯我独尊，使他难以摆脱中华文化中王道与霸道的轮回，最终愚蠢地给自己披上黄袍。“他掌握革命党人所缺乏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缺少革命的理想和责任感。他的行动不为任何思想和更崇高的目的服务，而只以他自己的野心和自己的权力愿望作他行为的准则。”（傅吾康：《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1851—1949年》）再看各地许多革命党，在推翻帝制后开始互相倾轧，无非是陷入权与利的重新洗牌而已，毫无整合的共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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